近代中国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2)

　　　　二、中国大学理念的发展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朝的太学，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产生，则要归功于19世纪末期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它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继续或渊源关系。当然，大学这种机构从一开始便与中国民族文化、教育传统有着密切联系，是根植于传统文化这一土壤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清朝末年，中国教育在外力撞击和内力驱动下而走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移植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开始了模仿西方教育的艰辛历程。民国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进一步掀起了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热潮，使大学从封建官僚养成所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9]在当时的大学办学者中，许多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仁人志士，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正是由于大学办学者的开阔的视野与先进的理念，致使我国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形成所谓“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极力推崇德国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大力主张学术研究及学术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学管理的教授治校。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0]第一批庚款赴美国留学的梅贻琦于1928年任清华大学代校长，提出了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等思想，并在办学中付之实施。因此，20年代的北大、30年代的清华、40年代的西南联大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办学成就，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当时形成的许多大学的办学理念至今仍然被人们奉为主臬，弥足珍贵。
　　建国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以俄为师”、“独尊苏式”，对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造。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理念强调大学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服务。随之而来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文革十年，使大学理念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杨东平在《大学精神》一书的序言中说，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间堕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时既有“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样的荒唐，也有“大学就是大家都有来学”的荒诞。韩延明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文革中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曾有过一个统计与描述。经过文革的破坏，中国大学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理念可以说荡然无存，甚至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所持有的知识自由的傲骨也遭遇了“粉碎性骨折”，大学的独立性受到了削弱，大学的权利被忽视，大学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度与灵性。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重塑大学理念、恢复大学传统成了大学发展的重要内容。高校自主办学、建立学术委员会等内容写入了高等教育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校长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大学教授的地位有着显著提高，学术的环境与氛围有了较好的改善，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使高校师生们又一次成为时代精神的塑造者。尽管这种思想解放、学术自由还不够彻底，但毕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片广大的空间。
　　当然，和世界大学相比，目前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中的政治至上、经济驱动比比皆是，遮闭了大学精神的光芒，官本位、政治挤压、商业化的侵蚀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灵魂。大学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大学的教学、人事、科研等职能部门习惯于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缺乏独立自主的办学意识，这种自觉地把大学纳入到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做法，客观上弱化了大学学术自由、机构自治的本质特征，放弃了大学的优良传统与独特性格，扼杀了大学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大学里也弥漫着推崇官阶、唯官是重、攀权附贵的庸俗风气，神圣的学术尊严被学术腐败所玷污，知识殿堂被亵渎，职称也不再是学术成就的标志。大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左右摆动，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行为过度热衷，使得神圣的学府被人指责为“学店”。
　　　　三、目前我国高教理论界对大学理念的探讨
　　大学理念是对大学的精神、使命、宗旨、功能与价值等大学发展基本思想的概括性论述，其核心包括对“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做”这两大基本问题的价值判断和识别。对“大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从大学的性质、功能、特征等角度加以回答，可以称之为生成理念或目标理念；对“大学应该怎么做”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对大学的理性认识的支配下对大学发展策略的选择与认定，可以称之为行动理念或过程理念。下面我们主要从哲学基础、大学组织的传统积淀、现实的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等层面对目前高教理论界的看法加以整理归纳。
　　从哲学基础来说，大学理念实则是对学术和政治、求真和求用、自主与控制、社会与个人、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变革、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等范畴的哲学思考。著名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二十世纪，大学确定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2]为此，可以根据这两种哲学分类分析大学理念。持认识论哲学的人强调大学以探索高深的学问和忠实地追求知识为目的，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系统，学术发展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大学的内在逻辑就是“大学是探索和传播真理的堡垒”。持政治论哲学的人则强调知识对国家社会的深远影响，追求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他们要求大学根本改变以往基本上与世隔绝的封闭状况，从孤芳自责中走出来主动融入社会的现实之中。眭依凡认为，当今人们普遍接受的大学理念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共同影响的产物，它们和谐地并存于大学理念中从而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大学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它既必须按照知识发展和传授的内在逻辑保持相对独立性，又必须接受政治和社会对它提出的要求，承受经济的压力和大众俗文化的冲击。[13]肖海涛则从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来分析大学理念，她认为，大学理念不应该只是从一种哲学思想中演绎而来，偏执任何一端都会扼杀大学的生机，新中国大学理念基本上以政治论为取向，忽视大学的学术自由、自主办学的权利，造成了不少失误。[14]刘振天认为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大学理想模式，即人文主义理想、知识中心主义理想、社会本位主义理想和人本主义理想。人文主义理想产生于英国中世纪以来的古典大学，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人的德行、情操、教养的养成；知识中心主义理想、社会本位主义理想分别是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人本主义大学理想反对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强调学生学习中的学习自由、选择自由，尊重学生的主体意志、主体精神、主体人格和主体选择。为此刘振天认为，大学的理想，既要体现我们社会的性质，又要表达时代的精神；既要遵循大学的内在规律，又要符合大学的外部规律；既要通过变革以适应社会，又要通过保留传统以超载现实。因而，他提出的大学理想为：崇尚科学，追求完美；办学自主，适度调控；造就英才，体现公平；发展个性，服务社会。[15](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