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外包伴随的生产过程空间展开也会派生额外信息交流量,因而会在信息技术和通讯价格给定的前提下发生额外信息成本。某个产品生产过程分拆到不同空间位置、地区甚至国家后,为协调供应链运转需要大量的、密集的长距离信息交流和沟通。当语言不同时,交流成本就不仅仅指电信通信成本,而且包括谈判的时间花费、合同监管以及消除文化差异。
除去运输、信息交流成本,软件外包还存在寻找外包伙伴、监控执行合同等方面的风险成本。一般来讲,发包商会因软件外包而增加额外管理消耗和商业风险,前者主要包括软件服务商的选择、需求分析中的知识传递、软件外包项目的谈判、与服务商交流的成本、项目的额外管理成本、软件外包风险的控制等;后者主要包括商业机密泄露、知识产权侵占、交流沟通风险、项目管理风险、工期质量风险和项目失败风险等。
其他各类成本,比如人员跨国过境旅行需要申请签证和安全检查、不同国家对承接外包实行税收和其他政策影响的差异也可归结为交易成本高低的差异。
三、软件外包强度决定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对特定投入品或投入工序流程,需要考虑的是通过市场从外部购买还是在企业内部制造的问题。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假定下,内部制造会使得企业规模扩大而需要支付较高的组织成本,从外部购买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而支付交易成本,理论上可以假设最后一个外包出去的投人环节应大体满足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条件。
横轴表示对软件生产过程采用外包分工强度,纵轴表示软件外包给发包企业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在其他条件给定,随着外包程度提升,实行更多外包一般面临预期收益较低的约束,因而外包边际收益可以看作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由边际收益因素决定的不同软件生产环节采用外包先后顺序,边际成本线可能有不同形状,这里简单假定是一条水平线,即假定临界水平上新增一道软件生产环节外包的边际成本保持不变。外包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决定了均衡意义上的外包程度。
四、改变利益和成本平衡因素
从理论上看,软件外包深化的均衡程度由临界水平上软件生产环节外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线决定,进一步看边际收益和成本线的相对位置受到技术和制度演变等方面的力量制约。理解软件外包兴起的深层次根源,需要考察相关技术和制度因素如何变动并显着改变上述平衡点。
首先,分析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作用。传统的服务只能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收者面对面、一体化的进行交易,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出现之后,使得软件等服务产品成为可贸易品。软件开发的数字化、模块化和标准化,为软件外包创造了基础条件。而远距离信息交流成本的快速降低,为软件外包的推广深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信息交流“距离死亡”的局面,使得有可能在成本有效的前提下,通过信息交流代替人员移动来超越诸多传统服务的提供或消费对相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员空间位置限制,推动了软件外包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正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格鲁夫指出的,互联网时代的通讯手段使得“坐在9700公里之外的工程师与坐在隔壁办公室使用局域网的工程师没有什么两样”。而数字、语言、图像等不同形态的低成本、远距离信息交流手段为跨国呼叫服务、填写报税单,甚至医生诊断服务,提供了商业上的可行性。
其次,分析当代航空运输的革命作用。当代各类运输手段的成本因为各自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而降低。旅客航空旅行成本大幅度下降,这对软件外包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软件外包不仅需要密集的信息交流,而且也需要人员频繁往来沟通,人员面对面交流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特别是在软件外包合作的早期磨合阶段,人员面对面的沟通尤其重要。航空旅行成本大幅度降低对软件外包人员的商务旅行,特别是国际性远距离的人员往来协调提供了支持。
再次,当代制度演变和政策调整的推动作用。20世纪后半期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在实践中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经济体采取开放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政府的开放性促进政策对软件外包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发包国而言,以美国为例,美国基础教育缺乏竞争力,以及“9·11”事件后更为严格的移民管理政策恶化了国内软件人才的短缺,使得单纯依赖国内人力发展软件产业难以为继,“在全球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寻找更年轻的替代者”这一思路加速了软件外包的发展。对于承包国而言,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包能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就业机会和产品出口机会,软件外包普遍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印度为例,到世纪之交,印度已经形成以税收、补贴、鼓励外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为重点,以软件技术园和经济特区为载体的系统性政策支持体系。此外,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以及APEC、欧盟、东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也在软件外包的发展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WT0的积极推动下,各国不断放宽对服务领域的管制,使得全球电信等基础产业发展迅猛,在此基础上极大地推动了软件外包。
最后,当代市场竞争环境演变的作用。当代市场竞争环境的新特点,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软件外包的发展。一方面,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企业对软件外包降低成本的机遇更为敏感。不景气和竞争压力增加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促使各类组织寻求更加节省成本和提升效率的增长模式,寻求利用较少基础设施和雇佣较少员工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20世纪很多市场环境呈现的需求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市场竞争环境的演变促使厂商把部分环节外包出去,并通过外包谋求竞争优势。外包先行者的优势显现之后,又会通过模仿创新的战略关系,在动态进程中强化这一趋势。竞争环境下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会对外包这类能够带来效率提升的管理方法产生一种锁定效应并自我强化。
综上所述,在下图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总结软件外包发展的具体原因:现代IT技术的普及对降低信息通讯成本的革命性作用、航空旅行和运输成本的下降、鼓励开放的制度变迁、市场竞争范围的扩大和程度加剧等环境因素演变,使得企业在临界水平上追加一个软件生产环节外包到外部甚至国外进行的广义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这是软件外包兴起的最重要根源,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图中制约外包的边际成本线从MC,大幅下移到M。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出现软件等新产品,其生产过程内部服务投入流程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差异显着,特别适合采用外包和产品内分工方式生产,这使得软件外包的边际收益线从MR,显着上移到MR2。过去由MC,与MR,决定的E,所代表的均衡意义上的较低软件外包程度向右边移动,即提升到MC,与MR,决定的E,所代表的较高外包程度,构成软件外包兴起的深层经济背景。 (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