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研究早就证明,当社会变化速度很快时,多数人会不适应此种变化。当年,欧洲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高峰期的时候,也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不断发生,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都与欧洲的社会转型有直接的关系。可以预见,中国的体制改革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体制变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然,体制变迁之所以会造成社会问题,最为核心的还在于“利益关系”,即变革会改变利益格局、改变利益结构,获利者固然可能沾沾自喜,而丧失利益者则会心理失衡。所以,我国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提出和实施都必须细心分析实施的社会后果,要分析谁是利益的获得者、谁是利益的受损者。体制改革的原则应该是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缺少与物质财富体系相平衡的强大的精神体系
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在物质财富、经济资源高速发展的同时,缺少一个与物质财富体系相平衡的强大的精神体系,或者说精神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了。上文提到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种种道德沦丧的现象就是明证。所以,任何社会要想和谐稳定,就必须实现上述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固然不高,人们对自然认识水平也不高,但在精神体系方面,当年到处是庙堂林立,人们相信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鬼神有敬畏之心,不敢违规,这样对于人们的行为起到了极大的约束作用。今日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了,我们不信鬼神了,但是,精神信念的依托是什么?废帝制之后,100年来思想体系、行为准则曾处于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念真空、理想真空、信任缺失。这涉及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理念,梁漱溟曾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信仰信念都与伦理本位密切相关,认为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而家庭生活填补了中国人的信仰信念。但是,在今天中国家庭明显小型化的独生子女时代,伦理本位是否还能够延续呢?
所以,经济的高发展、财富的高聚集,对于中国未来的精神信仰体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当前我们面临的更重要任务是探索与物质财富体系相平衡的精神体系。这个体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停留在学者们的著作里,而应该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精神体系的建设是长期的事情,其难度甚至比物质财富体系的建设还要艰难,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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