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等身边人串通进行腐败活动相当突出。据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这6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的战友案件总数的36%,这些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处分的16名省部级干部中,其腐败案情与配偶子女相关的有10人,约占三分之二。这些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通过为他人批条子、揽项目、提官职等,从中大肆收受钱财,败露后往往还转移赃款,隐瞒真相,为腐败分子推卸责任。
六是腐败问题衍生一系列社会暴力问题。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原廉江市政协副主席黄兆峦遇刺身亡案,当地有关部门曾认定,黄兆峦遇刺身亡是因为收受了被告人陈军2万元贿赂金,迟迟未给其办妥妻子调动手续而招致杀身之祸。陈军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阮驭铭、李忠言、陈丕星实施报复,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陈军、阮驭铭、李忠言、陈丕星等四名被告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一年。
从一部分因腐败身陷囹圄的领导干部现身说法中发现,他们从腐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钱不敢存在银行里,放在家里怕被盗,就怕听到警车声,天天提心掉胆,备受折磨。近来,全国共查处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50余人,其中国家级3人,正省部级9人,副省部级40余人,体现了我党坚决惩治的腐败的决定和信心。下面,我举几个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贪多了是如何藏钱的:
1、创下”沂蒙第一贪“的原蒙阴县副县长袁锋剑,贪污公款558万多元。他先是以妻子、孩子和亲戚的名义分100多份分别存入济南、日照、临沂、蒙阴等到地37家银行,再将存折、首饰、金条、金块、帐本等物品放入一个”铁观音“茶叶罐里,然后埋在家中的花池里。
2、辽宁省北票市原粮食局局长胡宪林的钱藏得更是五花八门。办案人员在其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6万元的存折,床铺下找到54万元的存折、现金2万元,住宅的地下室里找到10万元现金,厨房的天花板内找到9.99万美金,阳台上的铁管内找到40万元存折,卧室内30万元,门厅里30万元。
3、赣州市原公路局局长李国蔚的藏钱术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将内装280万元的一个密码箱埋到了住在山区农村他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而将剩余的数百元藏到了改装后的煤气罐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用于藏钱的煤气罐竟然还能正常使用。
4、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受贿400万元。为不让办案人员找到罪证,将家中的钱财一部分转移到他在北京的妻妹处,一部分现金和存折转移到妻子在徐州的老家,这些钱有的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瓦下,有的则藏在粪坑中,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5、贵州省长顺县原政协副主席、县发展计划局局长胡方瑜,将巨额存单藏于特制的皮带内,结果连同裤子被盗,小偷扔掉致东窗事发。
6、南京新联机械厂原副厂长吴锦贤的贪污罪行败露后,他为200多万元和一块贵重的劳力士手表的存放确实伤透了脑筋。他先是把100多万元分为几扎,有的藏在米缸里,有的藏在穿衣镜的夹层里。劳力士手表藏在空调后面。后来他感觉还是不保险,就将几十万人民币和几万美元转移到小舅子家,分成小包分别藏在冰箱米饭、月饼盒、面条箱和床低下,另有100多万元现金和存单及劳力士手表放在存放粉条的仓房里。
二、导致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几个主要原因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是腐败犯罪的根源。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一些干部抵御不住各种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滋长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错误思想,导致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腐败问题的发生。从我市情况看,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各类案件达1251起,涉及1458人,有111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党政纪处分,受到组织处理124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50人。其中,新立案件316件,同比上升18.3%,万元以上大案146件,同比上升8.1%。市本级自办案件增长50%,取得了较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但从另一角度看,一些干部并没有很好吸取和我市发生的多起腐败案件的深刻教训,仍我行我素。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和我说,现在办事太难了,到某某部门去审批,办事人员不次性告知审批需要哪些证件、填哪些表格、表格内宾都是什么内容,去一次告诉你缺这,再去一次告诉缺那,而且态度还不好。等到送去两条烟、500元钱,办事人员态度也好了,告诉你的也细了。可是想过没有,两条烟、500元钱让你丢掉了人格尊严,也败坏了风气,如果常此以往,一旦受到举报,就可能因此丢掉饭碗。人的思想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要因善小而不为,因恶小而为之,当小恶集成大错时,就悔之晚矣了。
二是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够完善。我们现在尚未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无论是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还是舆论监督,作用都发挥得不到位。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不能监督,体制不利监督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有的领导干部就容易把权力当成个人搞腐败的工具。腐败犯罪大都是明知故犯,其中侥幸心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再加上有的单位对一些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查处不严,甚至存在地方保护和行业部门保护,使得少数腐败分子敢于以身试法。我们常听到这样一故事:有个个体老板与一起吃饭的朋友说,让某单位的领导20分钟到场信不信,结果一个电话,没用20分钟这位领导就到了。是朋友哥们纯正的感情?还是另有其他因素在里面?商人永远是以利益为第一目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作为领导干部,商人看中的是你手中的权力,你一旦陷入其中,人家就占据了两方面优势:一是获得了超过投入几倍或几十倍的收益;二是牵着你的鼻子走,如果再找你开绿灯而你不办,一旦举报你,你损失的或许将是倾家荡产或是政治前途;如果你一次次开绿灯,你的罪恶就越来越重,因天下没有永远不透风的墙,早晚有一天会案发败露,等待你的仍然是牢狱之灾。(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