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子的上述政治主张的提出,深层次的看,就正是老子基于“刚强”与“柔弱”对立统一之“天地之道”而正确揭示了“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以武制武”、“止戈为武”的社会发展途径。为此,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克服“有为”而做到“无为”,这样一来,才能使统治者与百姓的立场一致,才能做到顺应民心、顺应百姓的意志,实现社会安定,以共同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从中,也就使统治者实现“无为而有为”。
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古之“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之“无为而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正是如此,表现出了老子所追寻的“王道”,即“德治”政治,它同样表现为一种“政体”。而这,无疑的,表现出了对周人的“王道”思想和主张的批判和发展。
三、
在老子之后,春秋时期,孔子根本上无视、篡改,和修正了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其结果,仅仅是从“伦理”的意义上来认识“道”、“德”,从而为“伦理道德”的出现而奠基。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显而易见,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与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完全不同的。因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是指的“王道”、“德治”,即一个国家的“政体”和“政治”。在这个“政体”和“政治”中,就包含了“政”、“刑”、“德”、“礼”等等。显然,孔子这里并非在说这个“政体”和“政治”本身,而是在讲这个“政体”和“政治”要怎样才能给“民”带来“教化”的影响。从而孔子偷换概念,将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引向了“思想”、“伦理”的范畴,进而使得“道德”概念出现。
其实,孔子偷换概念的结果,旨在宣扬他的“仁政”。
那么,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什么呢?
这主要就是讲“仁”、“爱”。即讲“克已复礼”、“仁者爱人”;讲“忠”、“孝”、“节”、“悌”、“信”;讲“宗宗”、“亲亲”;讲“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历史的看,孔子的“仁政”只不过在“伦理”思想上表现为对西周“王道”的补充,并且可以为“王道”所利用,而在“政治”上则实际表现为一种“空想”。因为,脱离了“王道”的“仁政”,它无视了社会“为王而治”的现实,这使得统治者不会满意,同时,“伦理”、“教化”并非就等同于“政治”,这就必然使得其对现实政治的无有作为。
除此之外,在对“道”、“德”的认识上,孔子思想还有哪些弊端呢?
主要的,就是不懂,或者说无视、抹杀了老子的“道”、“德”思想。特别是,无视、抹杀了老子对“道”的认识。其表现在,在“哲学本体观”上,孔子沿袭了西周人的“天命”观,而无视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上,孔子无视了老子所揭示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的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的思想,由此,孔子无视社会的“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而抽象的认识人。其结果,则将“仁”、“爱”以及“仁政”引向了空想之歧途。
正是如此,孔子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倒退。
四、
战国时期,庄子的“道”、“德”思想又有重大的变化,并且在空想之歧途上走得更远。
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不难看出,庄子这里所说的“道”,似乎既不是的“王道”,也不是如老子所说的“阴阳及其变化之道”。
那么,庄子的“道”、“德”思想究竟是什么?
庄子又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庄子敬畏“自然”,同时又看重“自我”。而在“自然”和“自我”之间,庄子则讲“顺应自然”。因此,在庄子看来,“自然”才具有至高无尚的主宰地位。而这,就正是庄子所说的“道”。
显然,庄子的“道”是曲解了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的结果。表现为“纯自然”、“任逍遥”。这种曲解时至今根深蒂固。
不独于此。整体看来,庄子的“道”、“德”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并开始了向玄化的方向变化。
庄子“道”、“德”思想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主要将周人的“民得”思想具体化为“我”。
二是在曲解了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基础上但又大量吸收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三是接收了周人以及孔子的“天命”观。庄子认为,只要“顺应自然”,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对一切生死、荣辱、寿夭等等都会看成是无所谓的事了。(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