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乡镇检察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浅谈乡镇检察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内容摘要】如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作用，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通过探讨检察机关设立乡镇检察室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检察室运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检察室从合理设置、正确履职、严格管理、不断创新四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从而认为检察室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关键词】检察室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特殊作用、担负重要使命。当前，各地检察机关为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积极试点设立基层检察室。设立基层检察室拓展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域，检察室立足本职，面对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大局，对于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起到了很好效果。但是，一些地方的检察室存在设置华而不实、工作流于形式、人员严重紧缺等诸多困难和问题，本文试以五华县检察院设立的三个检察室为视角，就如何加强检察室建设、更好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设立检察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是健全司法体系、强化法律监督的需要。一方面设立检察室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组织机构形式由法律规定。根据人民检察组织法第2条规定：“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条文中“根据工作需要”“等”等字眼，对检察机关派出机构作出了不完全列举的规定，为设立乡镇检察室预留了法律空间，因而设立乡镇检察室符合立法精神，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设立检察室完善了法律监督体系。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乡镇分别设有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有自己的基层“阵地”，而检察机关没有乡镇一级的检察机构，在基层信息不通、耳目不聪，无疑使检察机关对基层的法律监督工作效果大打折扣。这种现状，使得我国宪法构筑的行政权、审判权、监督权三权架构出现漏洞，与宪法立法初衷不符，更难以适应我国现有的国情。因此，积极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在重点乡镇、街道设立派出检察室，将法律监督关口前移、工作重心下移，使原来的“两所一庭”体制变成了“两所一庭一室”，从机制上完善了乡镇一级的司法体系。

　　（二）是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发展大局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乡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主要特征是广大农民再也不依附依赖于土地，广大农村已在向城镇化发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形成。但是，在这历史性大变革中，也暴露了出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目前，农村尚存在相当数量的严重暴力、黑恶势力、破坏农业生产和侵犯农民生命财产犯罪，出现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贪污腐化、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土地政策调整、征占农村土地等引发了一些显性的和潜在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农村纠纷不断增多。而乡镇检察室正是密切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重心下移，检力下沉，把法律监督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的最有效载体。以五华县为例，该县面积达3226.06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1.47%。总人口105万，其中农业人口89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4.76%，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地广人多，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利益纷争错综复杂，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检察机关创新服务民生新平台助推社会矛盾化解，势在必行。因此，设立乡镇检察室，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立足检察本职，维护社会稳定、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是检察机关服务绿色的经济崛起发展大局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三）是加强基层建设、推进检察改革的需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检察机关的执法主体80%在基层，检察事业的基础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发展希望也在基层，基层检察院建设在检察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基层检察院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但是基层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能力、队伍建设水平还不高，特别是由于检察工作的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基层检察院真正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谋划工作，把群众关注点作为检察工作着力点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尚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需求。适时发展乡镇检察室，通过与基层群众“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发挥检察室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作用，既有利于基层检察机关畅通监督渠道，创新工作机制，提高检察机关的基层知名度和认可度，走检察专业化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又可以让检察人员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接受他们的评议和监督，提高检察队伍的群众工作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基层检察院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和检察机关形象。
　　二、乡镇检察室设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设置模式不统一。有些地方在乡镇检察机构的设置在决策前缺乏必要的调查论证，急功近利，盲目跟风，存在一哄而上，搞一刀切的情况。表现为：检察室名称不一，五花八门。如派出检察室、检察站、乡镇巡回检察室、检察联络室、检察工作联系点、检察法律服务室；报批程序不一，形式各异。有的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有的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有的报当地党委批准，有的多头报批；机构编制不一，地位尴尬。大部分乡镇检察室或类似机构没有行政级别和固定编制，也有个别如珠海市的横琴检察室有行政级别和固定编制，还有个别如陆丰市甲子镇检察室有编制，但只保留了机构设置，无实际人员，也没有开展工作；人员配备不一，随意性大。有的安排干警“客串”，定期办公。有的安排干警驻点蹲守，长期办公。有的甚至聘请外单位人员担任检察工作联络员，协助工作。例如五华县院，现有在职人员77人（其中院领导9人），内设17个科室，有些科室甚至只有一个人，平时工作任务重，案多人少，没有多余的人员补充到派驻检察室，只能采取部分干警“兼职”检察室，定期驻室办公的办法。
　　（二）职能定位不突出。高检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中规定了派驻检察室的职能，但仍不够全面具体，不能全面履行法律赋予的人民检察院职责。由于没有法定职责和明确的职能定位，各地检察室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五花八门，有的片面强调侦查办案，有的则强调为检察院其他部门提供案源，有的重点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受理信访举报工作等等，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法律监督中的作用。甚至产生三种不良倾向：一是职责泛化，认为检察室包打天下，大包大揽，“份内”的事干，“份外”的事也干，什么都做，最终什么都做不好；二是职责虚化，工作只停留在协调和服务上，不敢大胆履行监督职责，监督不到位；三是职责异化，主次不分，脱离法律监督职能开展工作，把主要精力用在协助政府处理拆迁、土地征用纠纷等检察职能之外的工作上，充当了当地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