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形上本质及其现象学超越(2)

　　（三）近代：实体、客观本质与严格决定论
　　从近代起，科学步入了科学方法论的自觉时期。古典归纳主义主要代表弗·培根的代表作《新工具》集中体现了他的方法论思想。他力主逐级归纳上升的科学程序，企图通过排除法和“发现表”去发现事实间本质的相关。笛卡儿也相信科学知识的确实性，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类似于金字塔的东西，最低层是关于经验事实的东西，顶端则是一般原理。笛卡儿力图为十七世纪的新科学提供一个总的哲学框架，主张操守理性原则，从而为人类开辟出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笛卡儿认为，在自然界中，物质是唯一的实体，物质的微粒是广袤而无思想的实体。近代以来的实体原则，设定自然现象存在着与主体无涉的，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的客观本质，“而与近代科学有关的实体原则是由泰勒斯开创、后来在原子论者那里得到发展的实体原则。”［4］（P124）该原则认为，在现象的变化中，实体是不变的。但究竟何为实体？纷争不已。同时，近代认识论还承认在自然现象的关联中存在着严格的决定论。当然，近代思辩的、超验的形而上学研究受到了休谟、康德和以后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实体原则、严格决定论和形而上学受到责难。
　　（四）现代科学本质的不确定性与重返形而上学
　　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思想，在进入现代以后，一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影响；另一方面，也遇到了挑战。量子力学无疑突破了严格因果决定论。相对论也极大地突破了牛顿经典的或绝对时空观的思想，相对论的方法基础是概念逻辑，但爱因斯坦仍然不想放弃决定论的理想。在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本思想，仍然来源于古希腊。没有原子论自然观的思想，也就没有现代的粒子物理学。当然，现代的系统自然观无疑又是对先前思想的高度综合。爱因斯坦后半生受决定论与形而上学冲动的支配，一直致力于统一场论的建立，力图从一般结构和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定律中导出自然界中的一切力。逻辑实证主义在认识论方面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尤其是证实原则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线不可能变成他们预想的那么清晰。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历史主义的出现，人们已不再简单拒绝形而上学的主张。相反，人们开始把形而上学的因素吸收进科学哲学理论，从而使形而上学进入了科学。

　　二、终极形上本质的探求及其困境
　　进入现代以后的科学，其背后的传统也日趋复杂，一方面，近代形成的科学传统仍然存在，并渗透到科学文化的各个层面与维度；另一方面，科学传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革。一直是科学发展巨大动力的对终极形上本质的探求的努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这种终极本质究竟存在不存在？又应如何去理解与探求呢？有待于人们去认真思考与解答。
　　（一）有终极的实体始基吗？
　　自古希腊始，科学就以探求自然界的始基为己任，虽然对于究竟什么是实体，看法不一。有人把实体当作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柏拉图则认为实体是形式的和永恒的。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是永恒存在的实体。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实体就是物质，而变化则是实体的运动。但对于微观世界，粒子物理学所探讨的粒子，并不基本。有最终不可分的粒子吗？如果可分，那么究竟如何去认识层出不穷的粒子及其属性呢？“场”的概念提出后，科学对实体的探求并未完结，只是这种追根溯源的探究显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关系实在论对实物实在论提出了挑战，直观的客观性，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冲击。随着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建立，把事物性质的探求的客观性纯粹设定在主体之外，已经站不住脚了。这种纯客观性的理想正在为关系实在论所代替。蒯因基于批判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需要，阐发了迪昂的论点。在蒯因看来，包括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整个知识和信念系统，都象一个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不是个别陈述，而是整个系统。蒯因把逻辑实证主义所反对的本体论问题恢复为科学的正当问题。在他看来，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会有“本体论的承诺”。科学的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数学化的理想基于绝对的证明，而这个目标却极难实现。正如克莱因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绝对的证明只是个目标而不是现实，是一个我们所追求但很可能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它可能只不过是一直为人们所追寻而永远捉摸不定的幽灵。”［5］（P328）这里，涉及到数学的精确性与思想的深刻性的矛盾问题。
　　（二）本质与现象的分离及其问题
　　近代以来的科学基于笛卡儿的认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以二元论为代表的经典认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科学与哲学的一般基础发生了动摇。近代以来，科学的本质观设定，在纷纭繁杂的自然现象背后，存在着不变的本质，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探究本质。本质主义认为，世界可分为现象的世界和现象背后的实在即本质的世界。科学关联现象背后的有关本质的理论，进而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可观察的现象。本质主义相信，人们能够发现这种真正的科学理论，并成功地最终确立其真理性而克服一切怀疑。由于本质及其复杂性，再加上本质与现象区分的相对性，以及二者相关的层次及其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这种严格区分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也就是说，在近代科学时期，这种二元分离的格局已难以适应科学与哲学发展的需要。哈贝马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困境，他认为：“形而上学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所依据的视角，和对存在者的整体性的期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学对现象加以概括的基本结构，仅仅和解释理论的有效性范围相吻合，而不再存在于整体性的相关领域中。”［6］（P34）这充分表明，基于二元论的形而上学预设的根本失败。这种二元分离已成为科学与哲学新思想的巨大障碍。
　　（三）世界和宇宙有终极图景吗？
　　科学思想史也就是科学不断地追寻世界和宇宙的图景的历史。关于世界和宇宙的图景，宗教与神学也提供了其看法。上帝创世说一般都认为上帝在创造中为自然安排了秩序、合理性和爱。虽然，有其难以确证的方面，但这种观点在其特定视域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在于“这种创世说直接导致了一种观念，认为宇宙具有规律，这种规律可以被人类发现。”［7］（P62）近代以来，科学把世界和宇宙的图景纳入到理性的基础之上。纵观科学史，有如机械论图景、进化论图景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产生也为认识世界和宇宙提出了有效的图景。人类运用科学对世界和宇宙的图景，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构想，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认识。“因为人类科学的伟大就在于，人在科学中学会了用他自己和他的整架物理的和心理的机器，越来越广泛地计算，就像是用一个与别的事物处在严格的因果关联中的陌生事物一样；就在于人会用这些方法给自己描绘出一幅世界的图像。”［8］（P33-34）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科学能为世界和宇宙提供最终的图景吗？这是极其困难而又有待于人们去不断回答的问题。人类在科学与理性方面，有无最终的根据？科学哲学中的预设主义认为，科学事业中确实存在某些不会被修正或抵消的东西，但预设主义遭受了巨大的冲击，预设的东西不断被推翻。实际上，作为科学研究前提的假定、科学方法、推理规则和元科学概念不能完全独立于科学的发展，而是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正如怀特海所说：“科学比宗教更容易发生变化。任何科学界人士在现代都无法不加修正地采用伽利略或牛顿的信念，甚至连自己在10年以前的全部科学信念也不能不加以修正。”［9］（P175）终极图景的存在及其寻求都是困难的，然而，作为动力，却一直促使科学不断地在探索中发展。(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