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仔细咀嚼鲁迅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在鲁镇这个环境中,人物和环境是相互勾连的。《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隔壁就是《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家;《风波》中发生的事就在未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七斤上城被剪掉辫子的时候,阿Q正在做着他的造反发财梦……顺此思路,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断:《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说中间经常往来甚至还密谋过什么事情。还有未庄的男女和城里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示众》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等这些看客简直是一个面孔。
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小说不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分歧上,也不是建筑在纯粹的情节纠葛上,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杂语上。”⑦他进一步指出:“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⑧在这里,巴赫金所强调的是长篇小说的“杂语”现象和特质,而鲁迅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杂语”现象和特质呢?
鲁镇是《呐喊》《彷徨》中的主要人物、场景和话语的连接中心,各个不同层次的话语社团就在鲁镇这个背景中存在、展开,并相互抗衡着,形成一个丰富庞杂的话语系统。下面我们就借用巴赫金的话语系统,试着把鲁迅小说中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人物化分为六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绅士老爷们,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离婚》中的七大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等,他们拥有土地,具有绝对的权威,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而且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第二个层次,是代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阿Q正传》中的阿Q,《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等,他们受压迫、受损伤、受歧视,常常受制于第一层次的人物,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话语,只能以他人的话语来作为自己的话语;第三个层次,是代表鲁镇和未庄的看客,《阿Q正传》中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长明灯》中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祝福》中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示众》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等,他们多数没有名姓,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稀里糊涂地混日子,他们往往又取笑、调侃甚至欺侮第二个层次的人物。他们是以传播他人的话语,扩散他人的话语为己任的话语集团。第四个层次,是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祝福》中的“我”等,他们虽然拥有知识,拥有自己的话语,但常常授人以柄,出于无奈和尴尬的境地;第五个层次,《狂人日记》中的假洋鬼子、长衫党人等,他们代表新旧混杂的话语集团。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从第一层次中分离出来,有机会接受“新学”,掌握了一种新的话语权,但他们还摆脱不了传统话语对他们的影响;第六个层次,是代表已觉醒的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他们是新生的力量,属于启蒙者阶层但往往为社会所不容,被视为真的“狂人”或“疯子”,他们是新生的话语力量,将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样看来,《呐喊》《彷徨》中的人物是能够分类的,并且是成系统的。如果把这些小说联结起来,将这六个层次的人物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运用“人物再现法”和“分类整理法”,让人物依次上下场,不断地交换场景,那么鲁迅小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更加清晰的思路和线索。那些赵太爷一类的“爷字辈”,祥林嫂一类的“嫂字辈”等,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人或一类人在小说中出现。纵观《呐喊》《彷徨》,“它们无论在其思想性还是在其艺术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鲁迅的《呐喊》《彷徨》视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长篇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析《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时,说其“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在笔者看来,却系“虽云短篇,颇同长制”。我们的确可以把他的中短篇小说应该视为一个完整的长篇小说,当做一个共同的文本世界。鲁迅先生正是以一种“散点透视”的笔法让各种人物登场、下场,表现其思想观念。而这些人物,却又往往在文本对话中“互涉”,可以在互照互证的对读中领悟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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