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十七年的小说研究(2)

　　其实，《创业史》中还有一些值得研究的次要人物．如素芳、王二直杠、徐寡妇等形象．这些人物虽然在作品中着墨不多．但都描写生动．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对这些形象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作品更为丰富的意蕴。除了研究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对于作品中小场景的研究．也能够将对文本的研究推向深入。《山乡巨变》中"缴农"一章在作品中的地位不算突出。但显然值得咀嚼．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一章的叙事风格与整个文本并不完全协调一致．充满了喜剧和反讽．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在这一章都得到了集中的描写和展现．具有一种狂欢的性质。作品描写到的积极参加合作社的人物．多是一些劳力弱．缺少劳动工具和牲畜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和他们参加合作社的真实动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由于这种差距造成的反讽效果．隐隐流露出作家对合作社的复杂态度。这些内容，如果不通过对细小场景的深入研究．而是满足于对作品主要情节．主要人物和主题的把握．是很难捕捉到的。充分重视小人物、小场景、小细节、小隐喻的研究，可以更充分地揭示"十七年"文学丰富的一面。因此，要想使"十七年"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文本中的非主要因素．显然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细节化．还应该包括对材料和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使用．包括材料和史料的使用范围。传统的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使用，主要包括文艺政策、会议、制度、文学批评以及作家的生平等等．编辑活动很少被人注意．最近．文学编辑涂光群、袁鹰、刘锡城、龙世辉等出版的一些回忆材料，从编辑的角度披露了一些作品发表、出版的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对于深化"十七年"的文学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相比于文艺政策、文艺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宏观影响，编辑活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细节的、但却更为具体的影响．"十七年"期间，由于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对照原稿和编辑部修改得稿子，可以看出，修改稿在许多地方改变了作品的原貌，林震和赵惠文之间若有若无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编辑部修改的结果．一般说来．相对于作者，编辑部对于文艺政策和文艺动向掌握得更为准确．编辑部对作品的修改更容易损害作品的丰富性而使作品向时代的共鸣靠近。如果将这些材料都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区分开哪些内容是作家最初创作的面貌．哪些是作品在发表、出版过程中出版社、编辑部或者某级组织对作品修改的结果．也许更能够通过具体文本的研究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因此，"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细节化．应该包括材料发掘和使用的细节化．应该将长期不为人重视的编辑过程中的材料纳入研究视野。
　　三、策略和方法上的多样化
　　"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特殊产物．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是其基本模式．但随着文学语言进入想象层面后．作家的思想情感会和历史、文化、个体等多种文学资源结合共同进入文本．并往往溢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因此．文学创作的复杂特点决定另外一些非主流的受压抑的隐蔽因素可能以其他方式潜入到文本中。这些"异端"的思想、意念、欲望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隐蔽的、零星的、碎片化的镶嵌在文本内部．构成了文本特有的思想深度．而对这一深度的挖掘仅仅靠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是很难达成的．这就要求学者在研究策略和方法上应倡导多样化．进一步挖掘小说在某种想象层面隐含的理性层面上"不敢说"或者"不能说"的内部精神话语。例如，拙作《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并没有停留在把小说看成现实生活参照物的观点上．而是在问题意识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现了一直被遮蔽的主体精神成长的问题．即作为成长主体的林震一直游走于"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与"父"、"兄"，与"子之子"的互审与对话，加重了主体的心理焦虑．因此．借用了精神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挖掘小说文本隐藏的心灵意义．发现刘世吾构成了林震精神想象上"自我"的一个"镜像"．刘世吾与林震的兄／弟组合意象实际上是两个历史主体之间对话关系的象征性、隐喻性的表达。而且"成长"主题赖以展开的心灵对话关系（结构）不是二元的青春世界／成人世界．而是围绕主体性成长的童年世界／青春世界／成人世界这一崭新的三元结构组合意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新的阐释空间。
　　同时．版本修改研究也是值得关注的方法．金宏宇的专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着版本校评》和《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对现代文学的版本修改进行观照，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而"十七年"小说文本诞生至今．一直处于流动的被接受、被修改、被调整的异化状态，因此，将"十七年"小说的版本修改、续写作为"重述"现象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考察文艺生产和再生产的运动机制。从而挖掘被压抑、弱化的潜文本的话语意义显得尤为必要．这在研究思路和范式上也具有创新空间。
　　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想法：正是因为"十七年"存在着思想上的禁忌．存在着诸多题材上的"禁区"，才形成了对作家思想、情感、道德、意志的压抑：而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被压抑被禁忌的欲望并未消失．它会以变形的方式、隐蔽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这种意义来说．"十七年"文本中蕴含着更值得细读的内容．只不过你必须有足够多的策略和方法解读出那些曲里拐弯的表述形式中所隐藏的特有情蕴。例如1956年前后出现的《在悬崖上》《爱情》《美丽》等一批爱情小说，大量使用三角恋爱故事。大量使用"超叙事"，造成文本层层缠绕，十分复杂，但你若正确使用解构这把批评的刀子．你会发现作家有意地曲里拐弯．犹抱琵琶半遮面背后隐含的却是道德上的自我整肃和一种自虐的文化心理。

　　总之．作为客体对应物的历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和史学家如何叙述的结合体．当我们的文学成为历史客体的复制品时，我们不仅要从文学审美形态进行考察．也需要通过权力话语语境考察文学的历史化编码过程。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和审美现代性角度估价"十七年"文学，更要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去体察那一代作家以及文本镜像的复杂纠葛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努力建构．而不是简单肯定或者片面否定。否则，我们又将陷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而难以自拔。所以，为了进一步敞开意义的开放空间．我们需要在细节化、个案化和方法多样性视点上切人"十七年"文学研究．从而在宏观研究与微观观照视阈中推动文学研究的持续深入。(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