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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析建设高水平大学之根本所在
摘要:学术自由是一个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大学理念。学术自由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生命。一所大学要永葆生机与活力,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学术自由。西南联大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堪称为一颗璀璨明珠,其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最根本因素。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结合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现状,提出实现大学学术自由的一些基本构想,无疑对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有一定的裨益。
关键词:学术自由;西南联大;办学理念
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高水平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也是中国高等院校适应世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观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发现那些大学无一例外地重视学术自由。分析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现状,有学者认为我国大学从没有过学术自由,如韩水法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大学沿袭了欧洲的大学制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完整地建立过现代大学的独立性。”但是如果能够客观地回头看看,就会发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过学术自由的“黄金期”,如上个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其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其中学术自由更是西南联大办学理念的精髓。
一、西南联大办学中践行着学术自由的思想
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理念中最核心的部分,正如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说过:“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执掌北京大学时就对西方的这种学术自由思想进行借鉴。他任北大校长时说过:“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之淘汰命运,即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北大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学术自由的思想已经成为了北大的一种文化选择与精神气质。西南联大是抗战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起来的大学。当时联大常委中真正主事的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主持联大时就秉承了北大这种学术自由的传统。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思想具体表现如下。
1.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其实质是让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治理学校,一般体现在教授会、评议会和行政会这个“三会”制度上。梅贻琦主持联大时非常重视教授的作用,如“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联大当时设立了校常委会、校务会和教授会,这三级行政岗位的设立,真正体现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精神。其中只有常委会的三人是专职(另两位是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其余的行政岗位都是教授担任。联大在其常委的领导下还成立了其他多种委员会,来处理各种教学事务及一些行政性事务,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委员会的岗位也都是由教授担任。教授担任行政职务是兼职,不是官员,没有薪水,正常上课。联大的教授通过担任各种行政职务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真正地贯彻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理念。梅贻琦虽为一校之长,但在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都注意听取教授们的意见。正如他所言“吾从众”是其办学的主要经验之一。
教授兼职各种行政职务,正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依靠教授来办学,教授在学术事务中就有了相当的发言权,而且还能够增强教授的主人翁意识,进而进一步激发其敬业精神。
2.网罗众家、兼容并包
正如蔡元培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联大八年期间,对教授的聘任制度就采取了这种“网罗众家、兼容并包”的方针,即不受年龄、学历、资历、派别和国籍等这些非学术性标准的束缚,始终坚持以学术造诣为主要标准。
(1)不论派别。西南联大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容纳了不同党派的教授和学生,如联大的哲学系就有讲授康德、黑格尔的,也有讲中国封建哲学的,还有讲佛学的;有唯心主义的也有唯物主义的。在党别上,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的,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三民主义”派的。师生的政治倾向不一样,左、中和右都有。他们之间的思想交锋有时十分激烈,但能各抒己见,联大管理层并不干涉。联大鼓励师生间的问难质疑,相互切磋,著书立说,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真是兼容并包,异彩纷呈。
(2)不论年龄。从年龄上看,联大当时的教授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从三个常委看,当时梅贻琦还不到50岁,张伯苓的年龄比较长些。教授中,像陈寅恪、刘文典等年纪就稍长,也有比较年轻的教授,像华罗庚、朱自清等,更有像社会学的费孝通等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俊杰被联大聘为教授。
(3)不论学历。联大八年中常年教师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及副教授就占一半以上。教授们大多是漂洋过海后回来的洋博士,但也不乏自学成才者。像华罗庚开始时只是初中学历,后因其数学方面特殊成就被清华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在清华期间去剑桥大学深造,回来后任联大数学系教授)。
此外,联大当时还有好几位外籍教师,在那个时代的教师聘任上就已经突破了国别界限。西南联大正是在这种“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治学方针的统领下,使得联大的师生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党派和学派,但是却能相得益彰,互不相扰。
3.百家争鸣、自由讲学
梅贻琦曾指出:大学应“无所不思,无所不包”。[7]也即大学应该是能够容纳各种思想的圣地,应该荟萃着学术上的“流派”和“百家”。如前所述,联大既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也有“三民主义派”;有教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教授坚持“全盘西化”;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等等,无不反射出百家争鸣的气象。
联大的教授在讲学和研究时都有相当的自由。联大的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不同学派观点的教授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宣传自己的观点,独立地讲授。如联大的陈岱孙教授讲《经济学概论》时既讲凯恩斯学说,也讲马克思经济学;甚至有教师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联大校方是不加干涉的。总之,课堂上,教授的教学思想和学术观点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各抒己见。如联大教授陈寅恪曾公开宣布“前任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的、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东西”。他说到做到,因此每节课学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此外,联大还常举办各种讲座,让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登台亮相。所以,联大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学术研究上都呈现出“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局面。(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