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任何特殊形态都寓于普遍性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这并不影响它寓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作为“后发外生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本身铭铸着后发展国家的各种典型性因素,体现着后发展因素的诸多矛盾和难题,代表着后发展国家问题解决的大致取向与总体特征,尽管每个国家具体情形不相同,但它们之间各不相同的情况却可以在中国这个现代化因素极为复杂的东方大国身上得到不同的反应或体征。
对于要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不仅要实现现代化,还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且是后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历史上照搬苏联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都面临着如何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的考验;无产阶级政党都有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都面临着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建设的考验;面对新时期新阶段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都面临着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考验。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这些都是具有普遍性的矛盾和特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能够独立成长、使自身不断更新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得通,能够走得远的,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更体现于在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能够使自身独立成长、不断更新、向前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不断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不是偶然的。其必然性所体现的合理性在于:能够与国情相结合,能够不断地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只有与国情相结合,才能不超越阶段,才能实事求是;只有与时代同进步,才能不丧失机遇,才能与时俱进;只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不脱离人民群众,才能以人为本。其必然性所体现的科学性在于: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体系。一是坚持—发展—完善、创新的发展范式,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方法、立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实践深化和时代发展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内容,创造新思路,赋予新活力。二是坚持了实践—经验—规律—实践的根本发展途径,即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到规律的层次再指导实践,接受检验。三是形成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创新方法体系,即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制度创新,通过实践创新继续深化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保障,这样形成了创新的良好循环机制,以保证持久的创新动力;从理论发展层次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层次体系,即:价值层次—基础理论层次—总体布局和战略部署层次,这不仅保证了理论的政治性,也保证了政策性,集科学性和现实性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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