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类型行为主体行为施加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假设限制,有利于奠定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微观基础与研究范式创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行为主体理性角度出发,也就是从个人理性、企业理性、组织理性与国家理性的角度出发,从微观角度对国际社会中大多数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现象进行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解释;二是能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并利用经验数据与实证材料进行证实与证伪,这有利于对现有理论进行比较与综合;三是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形成逻辑一致性的研究范式,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研究工具进行综合与创新。以行为主体理性(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在吸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一致性理论体系构建与研究范式创新过程。
基于行为理性或者有限理性假设,国际社会中每一个行为主体在各种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都会表现出一致性,在行为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偏好序。也就是说,在理性假设(有限理性)条件下,如何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在选择其行为时,都至少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其一,充分的评价与比较能力。任何一个理性的国际行为主体对其行动的利益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与判断,在其可选择的各种可能的行动范围内的任意两个行动选择,都具有明确的评价与比较能力。其二,完全的逻辑推理能力。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性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各种可能的行为选择中,通过对不同的行为进行评价与比较,对各种行为总能形成一个偏好序,不会在各种行为选择过程中出现犹豫不决、无法判断和不能决策的现象。其三,稳定性与一致性决策能力。在相同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信息条件下,同一国际活动主体不可能同时选择相反或者相异的行动与决策,只有在制度环境、信息条件和行为目标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选择其他的行动。
当把国际行为主体理性(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时,并不表明各种类型的理性行为主体在相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会选择相同或者相似行为,因为在个体理性、群体理性、组织理性、政府理性与国家理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不可能从个人理性简单推导出群体理性,群体理性也不是个人理性简单的加总,因为存在着“囚徒困境”(prisonerpsdilema),即个体理性行动与群体理性行动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和矛盾。个体理性与组织理性也存在着差别,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个体理性往往会导致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利益最大化、效应最大化、目标最大化),组织理性假设条件下的组织行为选择不一定必然导致整个组织的最大化行为,只有在构成每一个组织的个体行为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情况下,个体最大化行动与组织最大化行动才能够相一致,在一个个体利益高度分散化的组织中,组织的理性行为只与组织的部分成员甚至是少部分成员的最大化目标相一致。政府理性与国家理性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政府理性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与国家理性保持一致,政府理性具有短期性与政治商业周期性特点,国家理性则具有长远性、战略性与稳定性特点,存在着政府理性行为与国家理性行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产生政府理性行为的“囚徒困境”现象。
因此,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野中的行为主体理性假设,是建立在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具有可认识、可评价与可选择的行动集合的基础上的,它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的逻辑起点与假设前提。但个人、家庭、企业、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理性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可能简单地套用个人与家庭的理性行为分析范式对企业、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分析,同样,也不能用分析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对个人、家庭和企业的行为作出解释。
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相互依赖的微观机制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在继承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虽然作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现有各种理论流派进行比较与综合,有利于构建起完整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因此,以国际社会中行为主体理论假设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现有的各种理论为基础,在比较、综合与均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坚实的微观基础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与研究范式创新的关键。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国家(政府)、企业(跨国企业与国内经营企业)、国际组织、个人(家庭)之间存在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日益密切,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主张相互依赖理论的学者并没有(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直接指出该理论的立论依据,但相互依赖理论要有解释力,必须以如下三个方面的假设为前提:一是国际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个人)都不可以仅仅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满足自己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所有需要,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行为主体的交往获取自己所缺乏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二是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外部行动都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不仅包括国际行为主体本身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还包括国际行为主体从外部获取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三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外部行为具有不确定性。[12]事实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国际行为主体数量日益增多,类型也更为多样,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彼此之间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工合作也日益密切,由“敏感性”和“脆弱性”导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是由当代国际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
其一,虽然全球化导致了经济资源在全球的流动与配置,但由于地理区位、自然与气候条件导致的全球自然资源分布与配置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特别是能源与原材料产品全球分布与配置的不平衡性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而经济资源在世界各国之间分布与配置的不平衡性的加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企业仅仅依靠自己拥有或者控制的经济资源,是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经济需要并实现政治目标的,必须通过国际市场交易或者全球政治活动获得处于稀缺性的资源、经济产品和政治权力,这是导致国际依赖性的客观原因。(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