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3)

　　同时，一如在中国哲学中，其身体作为本体之身已泛化和体现在世界的一切领域里一样，其男女之性亦作为本体之性同样也泛化和体现在世界的一切领域之中，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泛性的宇宙论，还有泛性的伦理学和泛性的宗教观。这种泛性的宇宙论是指，男女两性既是我们人身又为整个根身的宇宙的生命原发之根源，故赖此不仅造端出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生命，而且从中为我们开出了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的“创世纪”宣言，从而才有了古人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思想的推出，以及以阴阳两爻的参伍错综为其图式的一种“动感互文主义”的易学宇宙观的发现。这种泛性的伦理学是指，男女两性的生命对话既是我们人身又为一切根身的社会伦理的真正的“元语言”，故其不仅规定了我们每一个身体生命如何诉说，而且作为“元伦理”不失为人类交往行为的至为根本的道德规范，从而才有了《孟子》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梁惠王上》引《诗经》语），《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以及王阳明所谓“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传习录》下）等一系列伦理学的命题和观点。而这种泛性的宗教观是指，归根到底，中国式的内在于身体生命中的超越，最终乃是一种内在于造就身体生命的两性活动中的超越，故中国式的宗教不仅是一种礼敬生命的宗教，而且从根本上说亦为一种性感、性爱崇拜的宗教，在中国式的宗教中，就其实质精神而言，“神”不过是两性结合的无限生殖力、生命力的象征。缘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易经》有“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世界各民族中，惟有中国人在不渝坚信一种“父母型宇宙”的同时，亦把“祖宗之崇拜”视为其宗教的主要内容，因为在古人看来，只有在祖考与祖妣的“天作之合”里，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一种不可格思的原发性神秘，我们也才能为自己的被死神紧紧追逐而无一息或停的生命寻找到其终极性的归依。
　　还原论，还是系谱学
　　其实，西方意识哲学不仅是一种唯表象主义的学说，同时亦是一种以追求严格和精准的“特许表象”为其旨趣的理论。此即罗蒂为我们所揭示出的作为西方哲学基本特征的所谓的“基础主义”。而无论就其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而言，这种“基础主义”则必然通向一种旨在化约和归一的“还原主义”。故一部西方的哲学史实际上是一部还原主义的历史：不独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先验理性”、马赫的“中立要素”均是还原论的产物，即使是极富反传统精神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由于其对所谓的“严格的科学”的痴迷，亦使他的学说依然未能彻底摆脱对还原主义的若即若离。不难看到，这种还原主义随着20世纪分析哲学的风靡被推向了其理论的极致，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我们表明了，一种对思维-语言的逻各斯的极度沉溺，如何理所当然地导致对哲学上的原子主义的彻底皈依。

　　这一切，以一种物极必反的方式，同时也为一种反还原论学说在当代哲学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无论是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批判，还是利奥塔对“元话语”的宏大叙事的消解，以及福柯对历史“差异性”原则的高标特立，实际上都可看是对愈演愈烈的西方还原主义的起而矫之，都预示着当代哲人正在试图以一种别具一格的理论模式而为人类哲学重新奠基。也正是此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为尼采所发明并为福柯所极力标榜的所谓“系谱学”（genealogy，也称家系学，族谱学）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域。这种系谱学关注的不是宇宙的可以还原的最终之“原点”，而是身体生命之发生、生成和衍化的整个过程；其关注的不是思的对象实质上“是什么”，而是族类的历史谱系在形态上“如何发生”。因此，所谓的系谱学，其与其说是一种旨在化约和从事抽象的本体论学说，不如说是一种原生态的、血缘化的并包含着全部生命丰富形态的有关历史系统的理论。
　　无独有偶，这种系谱学的原则也恰恰是被中国哲学奉为圭臬的原则。系谱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其哲学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以意识→范畴→宇宙为构架，而是以身体→两性→家族为构架，其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旨在对身体生命发展演化之谱系给予把握的“家系学”、“族谱学”[9]，还突出地表现在较之西方后现代哲学，其对系谱学的理解以其更为圆熟的领悟而上升到真正的哲学自觉。例如，中国古人对生命的“善始善终”的强调，对时的“无往不复”的回馈性的揭示，对易道的“无可循之序”同时又“有大成之序”的机理的洞悟，以及对“族类辨物”的方法的普遍运用，凡此种种都使中国古代系谱学理论和现代的生命“自组织”思想息息相通，都使该理论以其建构与解构的辩证统一，以其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生动的机智，与业已流于激进的“解构主义”的福柯的系谱学不可同日而语，而深契道妙地臻至族类生命系谱的领悟之真正化境。当然，我们在承认系谱学原则之于中国传统哲学重要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历史上理学思潮所导致的对系谱学原则的背道而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属朱子的不失还原主义性质的“理一分殊”之本体论学说的推出。然而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的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表明，理学还原主义思潮的兴起又恰恰为还原主义的寿终正寝埋下了埋笔。故在中国后理学思想集大成的王夫之的学说里，我们除了看到其明确宣布“太极无端，阴阳无始”外，还有他直斥“万法归一”为“异端”，以及他对理学的“执一以贼道”思想的严厉的清算和批判。

　　无疑，正如“执一以贼道”一语所道破的那样，在中国哲学中，与“万法归一”原则相对立的系谱学原则业已被提升到普遍的“道”的高度。这实际上意味着，该原则毋宁说已一以贯之地贯彻于中国哲学所有领域之中。如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里，这种系谱学的原则表现为古人把整个宇宙视为一种“准家族化”的宇宙，该宇宙的生成演变遵循着一种“家族类似”的规律，故古人虽强调“生物不测”，但同时又主张我们可以“以类族辨物”，此即王夫之所谓“万变之理，相类相续而成乎其章，于其始统其终，于其终如其始”这一宇宙“族类理性”的推出。[10]如在中国古代的伦理学里，这种系谱学的原则表现为古人把社会伦理视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家族化的伦理，社会伦理恰恰是以“齐家”的家庭伦理为其原型，故古人虽承认“爱有差等”，但同时又坚持人人具有民吾同胞的“一体之仁”，从而使中国古代的伦理完全有别于西人那种“同而不和”的本质主义的伦理，而具有极其鲜明的“和而不同”的族类主义的伦理的特征。再如在中国古代的宗教观里，这种系谱学的原则则表现为古人把宗教超越同样视为一种家族化的超越，宗教超越实际上不过是“以似以续”的家族之树的生命之无限生成，故这意味着，古人的生命体验在包含着“人生苦短”的同时，又包含着对整个族类生命不朽的积极认同；这意味着，当古人直面自己“向死而在”的宿命时，其体悟到的与其说是存在主义式的“畏之无”的“万事空”，不如说是犹如回家般的“视死如归”，不如说是生命谱系之世代相生、薪火相传的“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