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进西方农学的关键性因素探究

　　中国引进西方农学的关键性因素探究
　　一、清末我国农业改良社会思潮的出现
　　1840年以后,一些受西学影响较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到西方近代农业胜过中国传统农业,纷纷提出学习西洋的农业技术。19世纪50年代,魏源说:“(西方)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1]。60年代,王韬建议政府购买西洋机器,“以兴织维,以便工作,以利耕播”[2]。以后,郑观应提议“参仿西法”,派人到“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肥,一切善法”,编为专书,传播给农民[3]。但在甲午战争前,这些主张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当时清政府虽然也学习西方,但主要精力用于兴办“洋务”,企图通过训练新军、兴办工业来“自强”和“求富”,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我国家自欲引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4]。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清政府训练新军实现(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国家“自强”企图成了泡影。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人们便把目光转移到农业上,认识到农业是发展工业和商业的基础,是使中国强盛起来的前提。在这样的形势下,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农学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的具体意见:“外国讲求树艺,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入会则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而旌其异等,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鸟粪可以肥培壅,电气可以速长成,沸汤可以暖地脉,玻罩可以御寒气,刈禾一人可兼数百工,播种则可以三百亩。……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5]。
　　清末农业改良思潮在“戊戌变法”中得以贯彻和实施。“戊戌变法”虽然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但由于农业已影响到国计民生,因此振兴农业也就成了“戊戌变法”推行的经济政策之一。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决定变法。其中关于实行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农业。这是历史上官方第1次公开提出和号召采用西方农业技术来发展我国的农业;2.编印“外洋农学诸书”,引进西方近代农学;
　　3.“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直省即由各该督抚设立分局”,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农业行政机构;4.“设立农务学堂”,兴办农业教育;5.“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采用各种措施,引进与推广西方近代的农业科学技术;6.“在通商口岸及出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用近代农业科技振兴丝茶生产[6]。
　　尽管“戊戌变法”的时间很短,但变法失败后新政期间引进和推广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活动并没有停止。1899年,慈禧“懿旨劝农设学”,要上海农学报广译报章;1903年提倡兴办实业学堂;1906年提倡兴办农事试验场;1907年提倡设立水产讲习所试验场和农民讲习所试验场,各省设立农会等。从此,近代农业便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由民办转向官办,由局部推向全国,由自发变为有组织的活动。因此,“戊戌变法”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农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个标志。
　　与此同时,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新兴的强国。日本的崛起与邻邦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兴起的强烈震撼下,清末我国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不仅有大批中国人涌向日本留学,亦以“同文”之便,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与以往主要靠翻译英、法、德等西书来传播西学的形式不同,甲午至清末这一时期的西学传播主要通过从日本转口输入,译者主要为留日学生,日译书籍总数约占总数的60%左右[7](241)。这一阶段的译书达到空前的规模,译书总量有1599种之多,占晚清100年译书总量的69.8%。以农学会为主体的大规模西方农学引进工作也是在此时以日本为中介和桥梁全面展开。从日本语翻译过来的近代农学书刊,作为西方农学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对中国的农业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6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务农会”(后改称“农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农学学术专业团体,在清末中国引进西方农学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在翻译和编印农学书刊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该会编辑出版的《农学报》创办于1897年5月,至1907年1月停刊,前后出报315期。该刊的主要内容是翻译国外农学论著和教材,译文约占其篇幅的80%左右。译文大部分选自国外专业性科技杂志,而尤以日本为多,如《日本农学会报》、《日本水产会报》、《农事新报》、《蚕业新报》、《农业杂志》、《畜牧杂志》等。此外,该会还编辑出版了一套大规模的《农学丛书》,从1899年至1906年共出7集,累计82册,共收入农学书籍235种,其中也以译著所占篇幅最大,而且译稿选自日本者远较欧美为多,大体为7.6比1,而所译西书又多是从日译本转译者。可见,清末日本在中国引进西方农业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二、藤田丰八的生平及其译著的主要内容
　　藤田丰八(1869—1929),号剑峰,东京大学毕业,曾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1896年,创办东亚学院和《江湖文学》。1897年,他接受罗振玉的邀请来到中国上海,在农学会的农学报馆负责日本农学著作的汉译工作。1898年,农学会创办“东文学社”,被聘为日文总教习,负责培养日语人才。1904年8月,罗振玉出任江苏教育顾问,创建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聘藤田丰八任总教习。1908年,藤田丰八又受聘为北京大学教习。1913—1916年间,潜心史学研究,著作颇丰,有《西域研究》、《西北古地研究》、《宋代之市舶市与市舶研究》、《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等。1918年,在广州创办《岭南日报》。1919年,回日本。192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任早稻田大学教授。1926年,任东京大学教授。1928年,任台北大学文政学部教授、第一任部长,教授东洋史并专攻东西交通史,为创设文政学部着力甚多。1929年,在东京出差途中去世。(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