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LC—PIH)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城镇居民总体储蓄率的上升；(2)与LC—PIH不同，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显示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在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3)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于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城镇居民的住房财富水平与其储蓄率之间基本没有显著关系，但户主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性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影响。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Horioka、Wan，2007)。“高储蓄”现象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和净出口的拉动作用，进而增加了经济运行的内在不稳定性。而在另一方面，高储蓄也意味着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并直接限制了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因此，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考虑到我国城乡居民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并且大部分居民储蓄由城镇家庭所持有，近年来有许多文献针对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了研究。其巾Kraay(2000)使用1978-1995年的数据，发现收入以及收入的增长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ori—oka和Wan(2006)的研究认为少儿抚养比、习惯形成和经济增长对城镇居民的高储蓄产生了重要影响。汪伟(2008)使用1995-2005年的省际动态而板数据综合考察了各种因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鉴于各种不确定性随着经济的转型而逐渐增加的客观事实，宋铮(1999)、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认为预防性储蓄是城镇居民储蓄上升的重要原因，施建淮等人(2004)的研究却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而邓翔、李锴(2009)则认为城镇居民对于预防性储蓄中不确定性的偏好是逐渐变化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研究都是使用全国或省级层面的宏观数据进行的，而Deaton(1992)认为，宏观数据在汇总的过程中可能会损失大量的有价值信息，并且利用宏观数据检验微观的储蓄和消费理论需要施加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因此主流经济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强调使用微观数据研究居民的储蓄行为(Browning、Lusardi，1996)。但由于数据的缺乏，国内的相关研究一直较少。其中Chamon和Prasad(2008)使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发现收入水平、健康风险、住房状况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具有重要影响；周绍杰等人(2009)通过几乎同样的数据来源，运用组群方法的实证研究显示，无论年轻组群还是年老组群，其储蓄率均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并且养老金收入的增长对年老组群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孟昕(2001)、何立新等(2008)、杨汝岱、陈斌开(2009)使用CHIP数据分别讨论了失业、养老金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使用微观数据和微观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存使用微观数据的研究中，多数文献都是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中心，从某一方面的不确定性(例如失业)出发探讨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很少有研究从生命周期(LifeCycleHypothesis，LCH)和持久收入理论(PmwaanentIncomeHypothesis，PIH)出发探讨家庭的户主特征、人口年龄结构、财富水平和持久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而Modi—gliani和Cao(2004)却认为生命周期假说更加适合中同的情况，Honoka和Wan(2006)也认为中国的居民储蓄行为基本符合LC—PIH模型。
　　因此，本文将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的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将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模型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相结合，综合考察相关因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
　　二、模型设定
　　一般认为，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LC—PIH)是对居民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的理论起点和基本框架(Browning、Lusardi，1996)，尽管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在信息完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遗赠动机等确定性前提下，代表性当事人的决策可以简单地表示为以下最优化问题：
　　式3的含义在于：理性的当事人在生命周期中各期的消费将产生相等的边际效用。也就是说，尽管收入水平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消费者总是试图保持消费水平的平稳，因此居民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的终身收入(或持久收入)和财富水平，而不是当期实际收入。此外，由于人们在青少年阶段没有收入，因此进行负储蓄；在进人青壮年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为了退休以后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消费，他们的储蓄水平也逐渐增加；而在退休之后，由于收入的降低，储蓄也开始下降。因此消费水平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稳定，但储蓄率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状。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LC—PIH都是研究居民消费、储蓄问题的主要框架。但是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在确定性条件下得出的，而相关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完全得到满足。Leland(1968)首次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存在影响，并指出在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为凸函数，即i阶导数大于0的条件下，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将提高未来边际效用的预期值(式4)，为了继续保证式3成立，当事人将降低当期消费，并进行更多的储蓄，以便平滑终身消费，这个额外增加的储蓄就是预防性储蓄(Dynan，1993)。
　　在此基础上，本文综合考虑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以及预防性储蓄理论，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2006年联合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GeneralSocialSurvey，CGSS2006)，”本次调查在中国大陆除了青海、宁夏和西藏以外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问卷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一共调查了10151个家庭，包括城镇居民5200户，其中家庭的收入和主要消费信息完整的样本4478户，我们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由于还要排除一些在家庭特征、财富水平等方面数据缺失的样本，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样本的数量还会出现一定变化。(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