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2)

　　本文对计量方程5中主要变量的具体界定情况如下：
　　1，储蓄率。根据定义，我们一般使用家庭一段时期内(通常是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从而得到储蓄，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即为储蓄率。但是消费的度量存在多种标准，其中最窄的口径仅包括家庭的食品支出，而常见的标准是指家庭的基本生活支出，比较宽泛的口径还包括对耐用品的消费。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并借鉴国内同类文献的处理方法(何立新等，2008)，本文采取两种标准对消费加以界定，其中狭义的消费是指城镇家庭的基本生活费支出。此外，考虑到人们对教育与健康问题越来越关注，尤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以来，教育和医疗支出占中国家庭总支出的份额越来越高，本文在狭义消费的基础上加上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并将其定义为广义消费。相应的，我们得到储蓄率1(Sill)和储蓄率2(SR2)。
　　2，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在使用横截面数据的情况下，考虑到家庭成员(尤其是户主)的个人特征和人力资本因素往往和持久收入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相关文献一般使用户主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等)和家庭的人口结构构造收入方程，并将方程的预测值和残差分别做为家庭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DynanetaI.2004)。本文也按照以上思路构造收入方程：以城镇家庭的人均实际收入作为因变量，选择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户主的性别和政治面貌、家庭中的就业人口比例以及所住省份等作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并使用该方程的预测值和残差作为家庭的人均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其中暂时性收入由于不能被家庭成员的个体特征和人力资本因素所解释，因此可以被用来衡量收入的不确定性(Wang，1995)。
　　3，户主特征。本文主要从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性别等方面对户主特征进行界定：我们使用户主年龄作为家庭年龄的代理变量，并将户主年龄的平方项也纳入计量方程，以考察城镇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而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逐步深入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户主，其收入水平也越高，因此家庭的储蓄率可能也会相应提高，但如果家庭的户主为女性，那么家庭收入水平可能相对较低，进而储蓄率也相应降低，并且传统上中国家庭的户主一般为男性，因此女性户主的家庭可能是一些不完整家庭(例如单亲家庭)，而这将导致家庭的收入水平、储蓄能力都相对较弱。最后，在中国目前的现实背景下，党员更容易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等国有部门就业，因此工作和收入的稳定性都较高，从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的角度来看，这将降低家庭的储蓄率。并且除了年龄以外，本文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性别都设置为虚拟变量。
　　4，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一般认为，家庭中的青少年和老年人口为被抚养人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口的比例越高，家庭的支出尤其是教育、医疗支出也相应越高，从而储蓄率越低。与使用宏观数据的研究中统一将O～14岁划分为少儿人口不同，本文将青少年人口划分为0～5岁、6～11岁、12～14岁、15～17岁以及18～21岁等五个年龄段，分别与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包括技校、中专等，下同)和大学等不同教育层次的适龄人口相对应，并分别计算以上各年龄段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这样不仅可以更加细致地研究各年龄段青少年人口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探讨相关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本文也将65岁及以上人口界定为老年人口，并将其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老龄化的指标纳入计量方程。
　　5，财富水平。财富水平的度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根据罗楚亮等人(2009)的研究：2002年房产净值占城镇居民总财产净值的比重就已经达到64.4％，并且近年来仍然保持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而李剑阁(2007)的研究也显示：房产财富大约占城镇家庭财富总量的三分之二。因此本文使用房产价值作为城镇家庭财富水平的代理变量。CGSS2006虽然也调查了家庭自评的住房市场价值，但考虑到住房财富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可比性，本文最终使用人均自有住房的建筑面积来衡量城镇家庭的财富水平。显然，人均住房面积越大，说明该家庭的财富水平相对较高，而对于没有自有住房的家庭(如租房者)，则记为0。
　　表1显示了以上主要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情况。总的来看：城镇居民的SR1、SR2分别为O.415和O.253，总体储蓄水平较高；并且SRl和SR2的标准差都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储蓄差距。而SRl和SR2之间的差异也反映出教育、医疗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储蓄、消费水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计量检验结果
　　在对个体储蓄行为进行估计的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来自于异方差的影响(Wooldridge，2002；万广华，2003)。我们首先使用OLS对计量方程5进行了估计，但怀特检验的结果显示存在确实显著的异方差现象。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对此进行处理：一是在OLS估计之后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HeteroskedasticityRobustStand—ardErrm)；二是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FGLS)。具体的估计结果详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差别，但主要结论是大体一致的。考虑到在有效性方面的优势，以下的分析以FGLS为主展开。

　　(一)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
　　在表2的四个模型当中，城镇居民储蓄率与持久收入和收入不确定性(暂时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模型2和模型4为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城镇家庭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分别上升10％，SR1将分别增加O.0118和0.0286；而SR2则分别增加(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0.0219、O.0375，显然SR2对居民收入的变化更加敏感。
　　此外，无论对于SR1还是SR2而言，OLS和FGLS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暂时收入的系数估计值大约是持久收入的1.7～3.3倍，这说明城镇居民储蓄率对收入的不确定性非常敏感，城镇居民往往将更大比例的暂时收入转化为储蓄，而不是用于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因此从扩大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的角度出发，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侧重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持久收入，一些临时性收入增加政策的效果可能并不好。例如在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初，为了刺激消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部分地方政府向当地居民发放了一定数额的现金补贴和临时减免了一些税费支出。但根据以上研究，这些暂时性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将转化为储蓄，提振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