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2)

　　另外，在研究那些从内在尺度的方面来融会基督精神的作家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融会是有多种形态的。像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展现的那种思维模式，混淆信仰的不同类型，把神的信仰当作对基督教的神的信仰，把艺术创造中的包含基督教元素的宗教性思考完全等同于基督教式的神学思考，恐怕是过于简单了。
　　二、神坛外部的写作
　　虽然有不少现代作家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冲击性影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种崭新的异质性的外来思想资源的利用，却基本停留在外部的层面上。就是说，这些作家无意将基督教式的思想感情化入自己整体性的艺术构造系统中，他们大多只是为题材的需要或某种修辞策略的需要，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内容。作家们的这种“无意”绝不是一种刻意的漠视而是一种真正的无意识：基督教那种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思想情感基本上没有进入作家的视界。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外在层面的利用，大致可以分为俗世的批判和修辞借用两种类型。

　　所谓俗世的批判，就是指作家站在俗世的立场，对有关基督教文化的各种现象展开批判。就俗世批判这种创作类型来说，它倒并不一定是外在于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完全可以站在俗世的立场深入至基督教价值的核心来批判它对于人的现实生存的虚妄性，或者又可以借此考察神性与人性的背离等等，像《十日谈》、《巨人传》以及易卜生的许多作品都是这种“俗世批判”的标志性作品。但中国作家的俗世批判一般都不包含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照与反思，他们往往只是站在一个世俗的中国人的立场，对基督教各种扞格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现象、对于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进行揭露性的描写。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俗世批判的一个基本特征。
　　巴金的《田惠世》（《火》第三部）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按照巴金的本意，“在这本小书中，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和非宗教者的思想与情感与交流。”但巴金自承：“可是我不曾写出来，或者可以说是写得不好。”⑥事实的确如此。巴金在描写田惠世这位虔诚教徒在抗战时期的悲惨遭遇时，始终没有把笔墨探入这位虔诚者的心灵深处来描写他的生与死、爱与恨的体验，他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记录这位信者的各种不幸：他历经事业、生活的各种磨难，爱子还死于日寇的轰炸。在这种叙述中，原本宗教性的生死、爱恨主题让位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俗世立场：我们可以非常尊重田惠世的人格，但站在战时的中国人的立场，却不能不认为他的信仰在现实中是软弱与无稽的；中国人得救的希望，不在田惠世信仰的那个天国，而在“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⑦。巴金很清楚自己与基督教价值的疏离性，他说：“读了这本小说，说不定会有人疑心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⑧

　　沈从文的《建设》、《绅士的太太》、《蜜柑》、《平凡的故事》，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以及胡也频的《圣徒》等等，大体也可以归入俗世批判类。
　　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俗世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意识形态属性。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史与殖民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列强发动的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中，许多传教士曾经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伤害，当他们在作品中涉及中国与基督教文化相遇的问题时，这种伤痛记忆就转化成为了一种内在的抵制情结。他们自然地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将基督教定性为一个文化侵略者的角色。萧乾在《皈依》中怒斥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咱们祖上没缺德，你敢莫非信那二毛子！”⑨可谓是自觉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抗拒基督教文化的最强音。田汉的《午饭之前》、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郭沫若的《双簧》等都表现了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立场。沈从文的《建设》其实也包含了相似的观念。

　　中国现代文学从外部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利用还有一种重要的类型便是基于修辞策略的借用。这种“修辞策略的借用”是指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基督教文化特有的精神资源来表现某种新鲜的艺术趣味或价值指归。既然作家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特有精神资源与新鲜的艺术趣味或价值旨归，当然不能说是他对于基督教文化毫无内在的体认，但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借用相对于其整体的艺术构造来说，是局部性的、次要的。就是说，作家不是从某一饱含基督教文化特质的精神资源中洞觉到了艺术问题，而是在表现某一艺术思想过程中意识到某些基督教文化的资源能够增进表达的效果因而在修辞层面上调动了这些资源，有时他们只是在表面装饰性的层面上来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以取得某种奇观化的效果（毕竟对20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的中国读者来说，基督教文化是陌生和异质性的）。

(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