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下的欲望》中奥尼尔的宗教思想解读

　　
　　《榆树下的欲望》中奥尼尔的宗教思想解读
　　论文摘要：作为一名杰出的剧作家，奥尼尔从不满足仅仅停留在事件层面的分析，而是努力寻找存在于事件背后的形而上的根源。他一直致力于挖掘当代社会的病根——上帝的死亡、物质主义和科学的失败，并且苦苦探讨疗救的方式。在他创作的不同时期，疗救的方式是不同的，在他的中期创作阶段，奥尼尔选择了宗教，《榆树下的欲望》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为奥尼尔创作中期的一部代表作品，通过对它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这个时期奥尼尔的宗教思想。
　　<榆树下的欲望》是奥尼尔中期创作阶段的一部重要悲剧。剧本讲的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农场的故事，农场主伊弗雷姆·凯勃特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性格如同他农场上的石头—坚硬、冷酷，一心想着如何赚更多的钱财，好为自己在天堂中预定一个位子。剧本中故事发生时，他已经76岁了，但仍旧迎娶了他的第三位妻子—爱碧。他的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孩子彼得和西蒙早已厌倦了在父亲的高压下无味而艰辛的农场生活，如今家中又来了一位继母，眼看继承财产无望，毅然离家前往西部，去圆他们的黄金梦去了。老凯勃特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伊本怀着对父亲和爱碧的深深的仇恨留了下来，目的是为母亲复仇，夺回这个在他看来是属于母亲的农场。爱碧之所以嫁给比自己大40多岁的老凯勃特，目的是为自己找一个家，并且获得农场的所有权。这样她就与伊本发生了冲突。在她的诱惑下，她和伊本演了一场欺骗老凯勃特的好戏，以便让她的孩子最终能够从贪婪的老凯勃特手中获得农场的继承权。但是，事情最终败露，付出真情的伊本为自己的受骗大发雷霆。然而，爱碧却在诱惑伊本的过程中对他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心，爱碧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最终，两人冰释前嫌，重新走到了一起，共同承担起杀死婴孩的责任，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剧本深刻地揭示了在一个金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以及人性的扭曲。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唯有赤裸裸的利益，为了金钱不惜互相伤害，亲情全无。不过，作者并没有止于对社会的批判、人物的谴责，而是进一步提出了疗(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救的方式，而这种疗救的方式就是宗教的救赎。
　　身为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奥尼尔总是以一种超然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同胞及其所面临的社会、人生问题。他从不满足于事件现象层面的分析，而是努力寻找存在于事件背后形而上的根源。在一个上帝死了，一切传统价值都给打上了问号的时代里，如何使人们摆脱困境，追求一种有价值的人生，在他看来是戏剧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一封给乔治·内森的信中，他说到:“在我看来，今天要想有所作为的任何作家，在他的剧本或小说中的一切小主题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大主题，否则他只不过是在事物的表面胡抹乱画，他的真正地位还不及一个客厅里的表演者..y)(rzza)。所谓的大主题，也就是其所处时代社会的病根—上帝的死亡、物质主义和科学的失败。对于奥尼尔来说，挖出这些病根并不是结束，而是为下一步的疗救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认清了社会病根后，奥尼尔提出了自己的疗救方式。从他的剧作来看，这些方式有三种: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救助、尊严追求与情感诉求、“天边外”的诗意家园〔2](P203)。因为奥尼尔更看重人的灵魂和精神，所以他的选择多集中在宗教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方面。奥尼尔曾说过:“现在我们人人都会有足够的理智懂得人的幸福整个奥秘就概括在那句连孩子都懂得的话里: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3](P134)可是，在一个上帝死了，科学和物质主义又不能提供一个新的上帝来满足人精神上要求的时代里，人们怎样才能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精神的高尚呢?奥尼尔在他的中期剧本中选用了哲学神秘主义或回到老的上帝的办法〔4](P112)，如《拉扎勒斯笑了》、《无穷的岁月》等。本文所分析的《榆树下的欲望》也是其中的一例。
　　在《榆树下的欲望》中，奥尼尔使用了两个象征物:大榆树和“石头农场”。其中大榆树象征着人的自然本能，“石头农场”象征着清教精神。整个故事就是在这个“石头农场”上的大榆树下发生的。这就暗示了戏剧冲突的双方:清教精神和人的自然本能。在剧本中清教精神的典型代表是老凯勃特，在对话中，他时常引用圣经，在行动上更是洛守教义。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个人物，在此引用他的一段话:
　　上帝是在石头上—在磐石上建立起圣殿的—根基在磐石上，我就在它里面!这是神对彼得说的!(重重地叹息—停顿)石头。我把石头从地里拣起，垒成高墙。在这墙上你可以看到我一生中的那些年日，每天垒上一块石头，上上下下地翻山越岭，把属于我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这样我就从无到有—遵循上帝的意志，就像他的仆人一样。这可不容易啊!这很辛苦，是上帝让我这么辛苦的。[5](P236一237)
　　老凯勃特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了农场的经营上，不可谓不辛苦，不勤奋。但是，即使艰辛而孤独，他也没有丝毫的怨言，而且还因此而自豪。即使到了最后，当他发现辛辛苦苦赚来的金子失去后，仍旧没有大发雷霆，而是说，“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又在警告我要坚强，要留在这田庄上。我看到是他的手通过伊本偷走我的钱，使我脱离软弱。我觉得自己就在他的手里，他的手指在给我引路rr[5](P273)。他何以至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身上的清教徒精神。
　　在美国早期的英国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宗教自由来到新大陆的。他们大多是英国的清教徒，把新大陆看作是人间的伊甸园，期望在此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宗教之国。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中，两万多英国人在普利茅斯、塞勒姆、马萨诸塞湾以及附近的地区定居落户，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殖民者是清教主义的牧师及总督。尽管各个地区的清教徒在对待英国国教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他们有着相同的基本信仰，吸纳路德宗教改革的成果，否定罗马教皇和主教的权威，尤其是欣然继承了加尔文主义的思想，相信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决定“得救”的(上帝的选民)和“被弃”的人，即“命定说”(也称“预定论”)。“命定说”认为上帝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上帝是全能的、完美的，人类则是罪恶的、卑劣的。出于慈善，上帝决定拯救一部分人，而对其他的人，上帝则给予永恒的惩罚。不管是谁，都无法企图通过祈祷和善行来赢得上帝的拯救，因为那只是上帝恩赐的礼物。“命定说”是加尔文教派最重要的教义，并为许多的新教派别所接受，这其中就包括清教。一般认为，清教徒的神学属于彻底与坚决的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世俗行为所体现的清教精神与此“命定说”的教义有着密切关联。“命定说”教义带来的最主要问题是:教徒如何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还是被抛弃的人呢?加尔文的后继者们对此提供了两个答案:一是，只要信仰坚韧，就有充分的自信认定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对此有所怀疑，那么只能是信仰不够坚定的缘故;二是，紧张的世俗活动是获得自信的最合适的手段，而且只有这种手段能够驱散宗教的疑惑，带来恩宠的确定。这后一种解释，“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这种教义抛弃了天主教将伦理训诫分为“命令”和“劝告”的做法，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赋予他的义务，这是他的天职”[6](})。这样，世俗意义上谨慎的工作、行为的规范化就有了一种宗教意义上被拯救的内涵，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还有一个问题，怎样的世俗行为才是上帝所允许的呢?答案是直接由圣经所揭示的，或者间接由上帝创造的有目的的世界秩序所揭示的。上文所引的老凯勃特的那段话，可以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中找到类似的句子，这表明老凯勃特是在按照圣经上所揭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他在经营农场过程中的一丝不苟、谨慎，甚至是僵硬、冷酷的态度也都有着宗教方面的原因。加尔文主义教徒认为拯救的信心是由教徒们自己创造的，它有赖于一种随时都面对着被选或被遗弃的无情抉择的自我控制。“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能够过一种警觉而又睿智的生活:最紧迫的任务是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而最重要的手段是使其信徒的行为规律化。rr[6](P102)老凯勃特所过的正是一种高度自律而又苛刻的禁欲生活。70多岁的他仍是工作不息，甚至连睡觉有时都是在马棚里。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上帝所要求的生活方式，所以他过得心安理得，而且因此获得了骄傲的资本。但是，正如韦伯在他文章的最后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外在物的关心应当“像一件轻轻披在圣者肩上的薄外衣，可以随时扔到一边”，可是命运的裁决却使那件轻裘变成了铁笼[6](P172)。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赚钱已经与经济斗争中的生存密不可分。因此，一种攫取式的生活方式与一种世界观或信仰已不复有必然的联系。在今天，资本主义的攫取已不复需要宗教力量的支持，早先具有拯救意义的清教主义，已经完全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物欲追逐和拜金主义。无疑，老凯勃特就是这种在铁笼中挣扎过活的一类人。作者对他是批判的，也就是说作者对清教、清教精神是持批判态度的。(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