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风格而言,《河岳英灵集》彰显了激扬刚健的盛唐精神。当时国家兴盛、社会稳定,诗人张扬民族自信心和创造性精神,激昂向上,强调风骨、刚健。
殷璠提出的“风骨”品评标准,是顺应时代精神的产物。如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多风骨”;评王昌龄“饶有风骨”……此类“风骨”诗人,入选作品较多,高适13首,王昌龄16首。殷璠对李白并无“风骨”的直接点评,但其《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等诗,也都是盛唐精神气度的代表作。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意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豪壮等等。
所以说,李诗蕴含了时代精神,殷璠诗论反映着时代精神,在对诗歌的选录上,李白的这些作品自然会进入殷璠的视野。
5.“本诸自然”的灵秀人才
从灵秀天才角度而言,殷璠以“河岳英灵”为名,意为品评大好河山孕育出的灵秀之人,“英灵”蕴含杰出人才之意。在《序》的末尾殷璠也说“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强调的也是天然的灵性才能。
李白入选《河岳英灵集》,也因其符合殷璠“本诸自然”的天才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言“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正因李白才情的先天性,殷璠才会认为李诗合于“道”,进而选录。
三、李白诗未入选之因由
1.山水诗:李白的牢骚满腹
开元文坛两颗巨星王维和李白在山水诗歌方面均有所建树。但《河岳英灵集》中,王维“词秀调雅,意新理惬”的山水田园诗选入多首,而李诗未几。笔者认为,原因在于王诗达到了超越世俗常情的自在圆融,亦是盛唐气象的折射;而从李诗中可窥谢灵运的“影子”,是仕途不得志而后不得已的“寄情山水”,政治牢骚满腹。
王维的山水诗“文质半取”,即殷璠所谓“雅体”,神、情、气合而为一。行歌绿水间通过“坐忘”“心斋”由外至内、由形向神而自足。人境交融一体,平和淡远。隐逸式的诗歌虽不壮大,却也不消极,蕴含着健全人格,内显出盛唐精神之进取、博大。
李白的山水诗多为官场失意的“感”“激”,骚韵强烈。因仕途无望而纵情山水,即使物我交融,也不时冒出几句牢骚,在“无意识状态”下将山水诗歌政治抒情化。故而可言,其出世、入世的徘徊造就了理想主义的矛盾,山水诗多为“气来、情来”之作,未达到王诗的(本文转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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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旨远兴僻:殷璠的尚奇
殷璠评常建,称其诗“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评李白为“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殷璠对二者之“奇”均有褒扬。但笔者认为,常建的奇中“旨远”终归“大道”,具有思想和形式的双重奇观。殷璠也称其“属思既苦,词亦警絶”,虽然兴僻却又不离“国风”传统,有“文质半取”的效果。而李白之奇在骚体之形式,“纵逸”和“奇之又奇”的评价多从格律出发,仅关乎体调,与“旨”无关。与常诗相比,“奇”在风格的汪洋恣肆。故李白之奇在乎形式而非内容、本质。
3.时间局限
李白生卒年为公元701和762年,《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日期“起甲寅”,“终癸巳”(四部丛刊影明刻本、《文镜秘府论》等)。选诗时范围是公元714年-753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成书时,李白的诗歌创作并未结束,故其最后十年创作的诗歌,殷璠不及看到,未得入选。
四、小结
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所选李诗的分析,可见殷璠从“骚”风格、古体诗体、宫商声律、盛唐风尚、天才论等角度对李白诗歌创作进行了认同。同时,也根据自己的选诗标准,舍弃了其格律诗、山水诗和部分尚“奇”诗篇,表现出他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也是独立自主盛唐精神之一种。
殷璠诗歌选录从文学创作本体出发,体现了当时人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但又因其与李白所处时代相同,造成其文学史视野的局限,不能用史学眼光发现李白“浪漫主义”、“诗歌革新”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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