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辩护(2)

    反观这场“科学大战”的实质，不难发现它指涉了两种文化在当前的矛盾和紧张的状态。换成菲利普.基彻的说法就是：代表传统科学方的实在论——理性主义群体与代表人文方的社会——历史主义群体之间的矛盾。显然，这里争论的核心观点是如何看待科学这个问题。对此，只需考察一下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发展的演进轨迹，就可以粗略地反映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这四百年的历史中，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最初对科学漠视（16世纪）、好奇与惊讶（17世纪）、进而相信科学（18世纪）、最后演变成崇拜科学（19世纪以后），到二十世纪中叶，崇拜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科学观的主导图景。但是恰恰在这个时期，由于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的涌现，人们又开始对传统科学观产生怀疑与反思，这个过程类似于黑格尔的辨证的否定的过程。它反映的人类认识的深化和提高，因而我们不必对科学大战的后果以及前景讳莫如深，这恰恰标志着人类理性的成熟。鉴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为了正确地反思与认识这场科学大战的意义，需要引入效果历史意识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与凸现后现代科学观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历史流传物的话，那么对它的理解就包含一种前见，而这种前见内化于我们的意识中，成为一种不易被发觉的预设。对于科学，我们的日常理解正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个作为预设前提的前见，来自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一种观点，即科学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是不会出错的（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已经证明了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等。带着这个预设，索卡尔的诈文事件，被认为是对后现代科学观的终审判决，以此来捍卫科学的神圣地位。其实，这个事件暴露了科学方在整个事件中忽视科学的历史性存在的特点，进而没有意识到前见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们的结论就不能为正确理解科学提供一种可行的道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谁因为他依据于他的方法的客观性并否认他自己的历史条件性而认为自己摆脱了前见，他就把不自觉支配他的前见的力量经验为一种背后来的力。凡是不承认他被前见所统治的人将不能看见前见光芒所揭示的东西。”[3]因此，可以说，现代科学方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被遮蔽了，因而他们的批判还是不能完全说服后现代主义者。如果联系到上面所做的知识论的论证，便可以发现传统的科学观并不符合成为必然知识的条件。拿构成知识论的三要素来衡量传统科学的概念，可以发现作为科学观基础的那些前见，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科学的概念也是处于发展中的。更何况在1963年哲学家葛梯尔指出：“即使满足知识的真、确证与相信三个条件，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4] 葛梯尔反例的存在更证明了构成科学概念的前见的那些要素，并不是如科学方所宣称的那样牢固，因而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与反思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点正是这些前见的可靠性问题，如SSK学派的学者们，通过田野考察的方法，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直接否定了科学派意识深处的纯粹客观性的前见，就是很好的说明。对此，我们认为索卡尔精心策划的诈文事件反映了科学方的两种心态：其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基本上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价值，只能造成相对主义的泛滥；其二，科学是非常专业化的学科，尤其是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经验，因而外人无权对它说三到四。对于第一点，索卡尔的论证并不充分，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形成不是一夜间出现的，自从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出现以来，它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日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恰恰是对当前科学的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描述。至于第二点是一种事实，也是科学方狂妄心态的表达的最好理由，问题是现在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很少甚至无力从宏观上反思科学的本质，他们日益陷入一种狭隘的专业偏见中，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景就是这样的。而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没有那么专业化的研究，但至少保持了视野的开放性。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严格性是从那种努力方式中——凭借这种努力，知识总是遵守着与存在者之本质要素的关联——获得其本质的，那么精确的思想就决不是最严格的思想。精确的思想仅仅系缚于对存在者的计算。并且唯一地为此而效力。”[5]可以说，正是由于现代科学对精确与专业化的追求，它日益失去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十九世纪末，尼采已经发现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将造成一种虚无主义的流行，而虚无主义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也是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科学出现危机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科学观正在唤起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
    但是，不容质疑的是，以索卡尔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方的确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后现代科学观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一些极端的女性主义的科学观、SSK的强纲领等直接导致了普遍的怀疑论的倾向与相对主义的蔓延，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的。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菲利普.基彻指出的对四种教条主义的无限制夸大，这四种教条主义就是：“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书写。”[6]可以说，这任何一条在我们认识科学时都是存在的，但是不能无限制地夸大的它的作用，否则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将是荒谬的。这也说明以SSK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一旦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也就完成了自身意义的否定。这一点的确是后现代科学观面临的重大原则问题。对此，菲利普.基彻指出：“如果我们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否认理性、证据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将存在一个对科学的可怕的反讽…如果我们希望从各种阴险的知识赝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科学，我们就需要理性、真理和进步的范畴。”[7]
                               三 结 语(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