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夫子不为卫君”章的政治哲学解读(2)

　　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何集郑注有误呢?《论语》所谓“夫子不为卫君”，意思是不是说“夫子不助蒯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卫君”似乎就不应该解释为“辄”，而是应该解释为“蒯聩”了。或者，如果郑注不误的话，那么，是不是《论语》与《春秋》在继嗣正统问题上有不一致的看法呢?也就是说，是不是《论语》的夫子以蒯聩为正统，而《春秋》三传都以辄为正统呢?
　　这些疑问的出发点，都来自一个缺乏经文支持的推测，即以为夫子既不为甲君，就必定为乙君。根据这种推测，如果《论语》经文中的卫君被解释为辄，那么夫子就应该是为蒯聩了；如果卫君被解释为蒯聩，夫子就必定是为辄了。根据这种推测，如释卫君为蒯聩，则夫子不为者蒯聩，与《春秋》经传合。
　　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相合：如果对话发生之时，辄尚未出，言意卫君自然谓辄；即使当时蒯聩已入，辄已出，据春秋之义，夫子与师生也绝不可能立刻就在言谈中用卫君来称呼蒯聩；甚至，即使在鲁哀公十六年蒯聩人卫称君、辄奔鲁之后，假设夫子与师生在某次问答中提及“卫君”，虽然字面上自然是指蒯聩，不可能指辄，但其心中或许仍然是不愿意完全接受蒯聩为卫君这个事实的。无论如何，在蒯聩与辄父子争国的当时，夫子与弟子乃至普通卫国人或鲁国人对话中的卫君，自然只能是指当时的合法继承人辄，无论文、实都不可能以卫君这个称呼来指蒯聩。

　　二、何以夫子不为卫君：《春秋》与《论语》大义的一贯
　　卫君既不可能指蒯聩，则夫子之意就成了“不为辄”。何谓“不为辄”?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为蒯聩”。正如前文所论，蒯聩不足为，《春秋》经传备言之矣。那么，现在问题在于：蒯聩既不足为，辄是否值得为?这正是冉有要问的问题。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否则冉有也无须来问夫子了。这个问题在《春秋》中是没有也无须问出来的。对这个问题及其回答的记录，是《论语》的任务。《论语》和《春秋》之间，有某种相互发明和补充的关系。《论语》所载，夫子答问，教弟子之言也；《春秋》经传，夫子笔削口传，因王侯大夫之行事而立法垂教之辞也。师生问答，实有默契，宜据实而敷其文；笔削史记，文多歧异，宜缘文而求其实。
　　冉有要问的，不是在春秋大义和周文礼法的层面上问谁是卫君的正统继承人，而是问，作为正统卫君继承人的辄在与其父争国的时候，是否值得去为?作为历史人物的辄与蒯聩，谁在周文礼法上可居卫君正统，这是历史书写对一个《春秋》笔削者提出的问题；而当这一对父子正在争国的时候，是否值得一位客居此国的前鲁国大夫去“为”，则是一个从游士子对他的夫子提出的问题。前者是在事情发生过后问如何书写，后者是在事情发生过程中问如何行动。郑注释“为”曰“助”，精当之至：不为辄，不是在礼义上不认可他继承卫君的正统性，而是在行动上不去帮助他。《春秋》书写上，辄居正统自无疑义，这一点在《论语》对话发生的当时，无论夫子本人，还是冉有、子贡，应该都是清楚明白，毫无疑义的；而正是这点上的毫无疑义带来了行动上的疑问：既然如此，我们是否一定要去助辄呢，冉有心中拿不定主意。

　　但这有什么疑问呢?既然辄居正统，蒯聩僭国，那就去帮助辄，驱逐蒯聩啊?除了夫子的身份是否应该直接卷入事件这个考虑之外，在这件事情中令冉有感觉值得一问的因素，还在于如下事实，也是使得蒯聩与辄争国事件不同于众多继位纠纷事件的一点事实：那就是这个正统继承人是子，而回国争位的人是他的父亲。诚然，《春秋》大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不以家事辞王事”(鲁哀公三年公羊传国夏石曼姑围戚)，但这个被辞命的人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虽然三年前(鲁定公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可谓已自绝于卫，如今又在异邦扶持下反国争位，亦可谓盗国，但是，在这些大义面前仍然无法改变的是：这个不够格的父亲仍然是父亲，虽然他已自绝于卫公室。所以，《春秋》大义虽然一方面重本尊统，以辄居正，行王事于家事之上而认可子对父命的抗拒，但另一方面也并不因此而不再承认这个盗国者是正统卫君的父亲：“戚者何，卫之邑也。曷为不言人于卫?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哀公二年公羊传赵鞅纳蒯聩于戚)。公羊传义之精微若此。

　　《春秋》的这种精微，完美地体现在《论语》的冉有问“夫子为卫君乎”一章：体现在冉有在知辄居正位的前提下来问是否要采取助之的行动，体现在子贡为避免问题的两难促逼而转换问及伯夷叔齐何人，表现在夫子心知所问卫乱而答以求仁得仁何怨，也表现在康成注“父子争国恶行”，双遣父子不仁。从冉有之问卫君一个人到子贡之问伯夷叔齐两个人，从夫子答伯夷叔齐兄弟之仁让，到康成注父子争国之不仁，所有的问答和注释都保持了《春秋》书写的精微：一方面以辄居正，所谓卫君必定是辄；另一方面，辄之拒父，义虽无疑，但毕竟无如伯夷叔齐让国之仁。
　　但是，反过来，辄之不仁是可以直接在当时就说出来的吗?不行。因为，如果夫子那样说的话，他就是在作出为蒯聩的行动了。而且，伯夷叔齐的让国之仁，可以用来取代辄辞父命的义吗?不能。因为这个父并不像伯夷叔齐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那样具有受让的资格。正如伯夷叔齐相让的故事所启示的那样，也正如仁这个字(二人为仁)所启示的那样，仁和让必定是双方的，相互的，否则便是私渎，如燕哙王之让子之。面对一个不具有受让资格的争国者，如果放弃拒亲的大义而行让国的妇人之仁，这与其说是求仁而得仁，还不如说是徇私情而渎王命。所以，当冉有问夫子是否为卫君，子贡的转问却并无半句问及卫君，夫子的回答也没有半句谈及卫君，他们的对话只是谈到了两个古人伯夷叔齐如何如何。这样的转问和回答既隐含地表达了对辄与蒯聩的遗憾，也避免了对事件的直接行动干预。而不对这个事件采取行动，正是子贡最后出来告诉冉有的意思：“夫子不为也’’(即不助也)。《论语》问答之精微若此。
　　不过，上述分析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卫君父子争国的时候，子贡与夫子要谈到伯夷叔齐。避免直接的谈论导致直接的行动意向，这似乎还不足以穷尽这一师生问答的精微意蕴。如前所述，辄不能让，蒯聩也没有资格受让。辄与蒯聩何人也，伯夷叔齐何人也，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前面那对父子来说，后面那对兄弟的高义要求诚然是太高了。那么，正当蒯聩与辄父子争国的时候，一对师生问答伯夷叔齐何人，岂不是一种奢谈?然而，就算是一种“奢谈”，那么，在这种“奢谈’，中是否含有一种“奢望”：虽然这并不可能，但过往历史的典范还是免不了令人遐想卫乱的最佳可能性只能是：父子相让，一起让出郢。(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