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夫子不为卫君”章的政治哲学解读(4)

　　《公羊传》结尾的三叹，分别对应三种不作为的作为：已经逝去的不再能作为，尚未到来的还不能有所作为，当前能做的只不过是微言立法以俟后圣。同时，正是在这三种不作为的作为中，卫国群公子公孙正在为争国而积极作为，各国公卿大夫、门客游士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极作为，而且，过不了多久，一个更加普遍积极作为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正是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和趋势之下，在颜渊、子路和夫子本人相继辞世前后，孔门诸弟子中也有三种人积极从事三种作为：冉有为季氏宰，参与方兴未艾的新赋税和新军事改革；子贡相鲁卫，斡旋于齐鲁宋卫中原诸国与新兴的吴越之间，“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游子夏少年新锐，跟随晚年夫子受经治学，夫子殁后子夏居西河教授，门徒辈出。以这三个学生为代表的作为类型，可以说分别开启了后来在战国时代成为主要行动内容的变法、纵横和百家论学三种作为方式。孔门师生的三种不为之为和三种积极作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论语》所载夫子不为卫君对话的背景。不考察这些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论语》对话之为春秋微言的意义。
　　《论语》的春秋微言，在“夫子不为卫君”章隐藏在两个似乎与卫乱事件无关的古人身上：伯夷叔齐只是随意被征引来作为仁与让的典范?在卫君继嗣之乱中谈及伯夷叔齐何人，没有丝毫超出卫乱事件之外的深意?
　　伯夷叔齐何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问卫君正统继嗣何人。卫君继嗣何人，这是问及大义的问题。但实际上，对于当时普遍熟谙周礼的公侯大夫士来说，这一类问题其实完全不构成问题。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初，陪臣执国命，八佾舞于庭，射王中肩，召王狩河阳：那些富有教养的乱臣贼子们之所以做这些僭越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这是僭越的；那些出口吐华的贵族们之所以不按照正确的礼仪制度去做，也不是因为他们受的礼仪教养不够，不知道合礼的行为应该如何。
　　《论语》的问答，《春秋》何为而作，决不在于仅仅是重复一下当时众所周知的周制礼仪知识，以及练习一下如何把这种知识应用到具体的人事上去。对礼仪的重申和应用练习，诚然构成了《春秋》的主要内容，但是，《春秋》何为而作的意义却在于，如何在对周礼旧文的重温和正名性的使用中，隐含着面向未来新时代的立法。这种新的立法既是对时代变化的权变顺应，也是对过往传统的承续会通。这种旧章新命、继往开来的春秋心志，表现在《论语》中便不是问“卫君继嗣何人”这样的大义问题，而是通过“夫子为卫君乎”这样的行动问题而转问到“伯夷叔齐何人”这样的微言问题。

　　“伯夷叔齐何人”如何是一个微言问题?在这个微言中如何含有复殷之质以救周文的意思?而且，这样一种文质相救的春秋道统如何在周文疲弊的乱象中拨乱反正，上通三代而为万世立法?这可能需要我们对《论语》“夫子不为卫君”章所从自出的“述而第七”篇以及与之紧密相承的“泰伯第八”篇做一个总体的结构分析和书法解读。显然，这个工作已经超出了我们眼下的题目范围，只能留待将来的工作了。在准备中的《论语疏解》中，我们将尝试这一工作。通过这一工作的展开，我们希望能逐步通达如下问题：在一个旧文已经朽坏而新文尚未建立的过渡时代，一个经典的编修者和教育者如何在周文正统名义的正名工作中微言名器的复质，从而建立通三统而大一统的春秋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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