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内容广博丰富,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极具概括性和代表性,有对旧社会和复古派的批判,对封建性的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的猛烈抨击;有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有对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弱点的暴露针砭;还有歌颂新生力量和革命斗争的篇章。他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鲁迅前期的杂文侧重对封建性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充分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精神。其中,《热风》批判礼教、国粹、迷信、复古派,宣传科学、进化、人道,赞颂“新世纪的曙光”,是《新青年》作战的实录。《坟》主要是较长的杂文,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前期杂文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还探索和研究国民性的问题,暴露和批判了卑怯、惰性、保守等国民弱点。1925年--1926年间,鲁迅的杂文又有了政治斗争的内容,如《纪念刘和珍君》等。深刻性是鲁迅杂文的又一重要思想特色,善于总结社会斗争的经验教训,阐扬深刻的思想。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揭示了“痛打落水狗”的原则。
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鲁迅后期的杂文也有了发展。首先,政治斗争和时评的文字增多了,《而已集》以隐讳曲折的笔法,揭露了国民党的清党大屠杀。其次,鲁迅后期的杂文对旧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对革命文学发表了更为广泛的建议。《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对左翼文学提出了众多宝贵建设性的建议。鲁迅后期的杂文,由于娴熟的掌握了辩证法,所以更为深刻有力。
鲁迅的杂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它的文学特征首先表现在形象性。鲁迅极善于以新鲜贴切的比喻和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深奥的道理,使说理形象化,把逻辑性和形象性、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紧密结合起来,和谐统一。同时,他艺术的形象性,还在于他在杂文中创造了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概括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群的普遍性特征。这是鲁迅杂文的最大的贡献。
其次,鲁迅的杂文还具有抒情性和讽刺性的艺术特点。他强调作家应当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鲁迅的杂文文体多样,有抒情散文、叙事散文、政论、文论等,不拘一格,为“古已有之”的杂文,开拓出极为广阔的天地。其风格也多姿多彩,主要风格体现为切实锋利、精炼泼辣。
另外,鲁迅杂文的艺术魅力,还在于它的精炼隽永、鲜明生动、机智幽默、多姿多彩的语言。三言两语能把复杂深奥的事理说清楚,点到而不把话说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他在杂文中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令人叹为观止。
综观鲁迅的杂文集,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杂文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和难以言喻的思想深度,它们的艺术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
2、鲁迅杂文擅长分析,他的论辩能制强敌于死命,揭露矛盾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3、鲁迅在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寥寥几笔,逼真传神。
4、鲁迅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
5、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6、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