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要积极加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又希望将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中展开,于是一方面积极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掌控发展进程,使之更好地造福于社会和人民。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立和主导的,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多元价值要素[1],是个非常复杂的价值体系,而共产党要领导中国加入这个进程,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既必须积极地改变和发展自己,顺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与需要,又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努力改变或引导全球化,这就必然面临非常复杂和尖锐的挑战。
第三,就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而言,我们致力于把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与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既有利于使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获得时代性意义,也有利于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中华历史文化基础,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在这方面如果把中国和希腊做个比较,从中可以获得启示。中国和希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但由于走上了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今天处于非常不同的境地。笔者自1996年首次去希腊访问,时隔14年后于再去雅典参加(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国际性哲学学术会议,不仅在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看到明显进步,感受更为深刻的居然是国家财政几乎破产带来的严重社会萧条,看到的是巨大的民众游行示威浪潮,以及民众自信心的低迷与困惑。尽管古代希腊曾经产生了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等,但并没有能够保证它始终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由此看来,有着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不一定能够长期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
当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通过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积极地向世界各种文明类型学习,将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价值因素引入中国,融汇到中国的社会发展之中,又不断地引入和创造出许多新的价值元素,使之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从中获得了诸多发展机遇和社会红利。但客观来说,这些要素采自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各有其发生作用的背景和支撑条件,有其具体的功能和效用,彼此之间不发生接触,也不会有矛盾与碰撞。现在都进入到了中国,进入到同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但各自仍然有不同的体系性和体制性需要,各有发生作用的场景和方向,彼此之间不一定当然地便能相互匹配和协调,可能会有差异甚至冲突,甚至必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
中国要以一个体系同时应对来自非常不同的要素的体系性需求,一时当然难以做到,这就使得当今的中国社会以共时态方式汇集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例如,几百年来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面临的劳工问题和经济危机问题;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在“进步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金融秩序和财税体系不健全而带来的社会混乱问题;20世纪5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大一统模式带来的思想和运行机制僵化问题;30年前“亚洲四小龙”兴起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严重危机所带来的复杂问题;近来拉丁美洲国家作为后发国家追随西方现代化而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问题;近3年来美国所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广泛和深刻影响,等等。这种种矛盾与问题都以一定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于中国。
而从中国自身的状况来看,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gdp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已经把中国看作一个经济大国,呼唤着中国的世界责任,但中国的人均gdp却仍然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仍然是一个穷国。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地区、行业、阶层差异与矛盾,与各种外部矛盾相互激荡,有可能引起新的更大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由上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群中,既有传统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有传统资本主义的矛盾;既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产生的矛盾;既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矛盾,也有我们自身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矛盾;既有经济发展不足的矛盾,也有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合理分配的矛盾;既有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与速度的矛盾,也有政治、社会、文化体系如何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等等。这多方面的价值矛盾内在交错,互相牵制,其复杂性程度是其他国家并不多见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体系的挑战,如果诸多价值元素不能够很好地融合为有机的社会价值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价值的体系性空缺,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迷失和核心价值的削弱,影响大众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甚至会造成社会的离散与分化。因此,如果说我们过去主要是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发展了自己,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只能自主建设和自立发展的时期,而这需要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和引导。
三、把握全球化时代世界运行体系的价值特点
中国的价值复杂性与世界的价值复杂性可以说是交相辉映,汇聚于中国当代社会。世界的价值复杂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直观。
与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相比,本次金融危机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发端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个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由此而产生了对世界的极为广泛的影响。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于各方的努力,本次经济危机居然没有引起世界性的巨大经济破坏和政治动荡。这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自我调控能力正在增强,并且正在探索构建起一种全球性的共同协调解决危机的体制或机制。当前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全球化,另外一方面是政治多元化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有几个非常奇特的全球性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现象就是国家的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而不是像当年马克思、尤其是列宁设想的国家将会消亡或者半消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程中,一方面是全球市场体系、全球分工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全球市场体系等不断加强,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的功能日益强大,人类利益和共同价值日益彰显,另一方面是国家的作用并没有消亡或消解,反而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利益分化与文化冲突而不断加强。美国著名学者米切尔·哈德逊认为,美国正是通过让美元脱离黄金本位制而由国家主权货币转变为世界货币,由此美国政府就有可能通过控制美元发行而控制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全世界宣传自由主义,但他们自己并不是一直在实行自由主义,而是根据美国自己的需要加强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控制。(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