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作为其国民、民族、地区和单位之间的调节者的地位更加明显和突出,对于国民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强大,国家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呈现出多样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例如仅在东北亚地区,由于美国的介入,形成了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中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朝韩、韩日之间的关系变化,带动着美韩、美日和中日韩美关系的多元变化。国家作用的强化既加强了国家间的合作,也会带来国家间关系的对峙,由此而加剧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世界多极化趋向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此强烈而又鲜明地表现出来,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国家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个现象是发达国家在面临经济和社会危机时的自我调控能力明显增强。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危机中反思各自的价值观,认识和调整世界的价值格局。首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最发达国家在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谋略。从布什总统离任前提出的7000亿救市计划,到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提出的“无核时代”、减碳排放,到希拉里国务卿提出的“巧实力”等等,都是他们不断调整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在涉及到政府与市场、金融与实业、全球价值与美国利益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他们都在努力提出新的理念,做出新的探索。他们力求站在世界文明的道德高地,在价值观层面引领世界的发展。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对于他国的经济封锁、政治干预甚至武装入侵,往往都是在维系世界正义的旗帜下展开的,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如日本、德国以致整个欧盟等,面对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出严重的失落与不适应,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努力调适自己的理论和行动,改变自己的全球定位与外交战略。
第三个现象是个人能够搅动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过程,是将个体前所未有地整合到世界体系中的过程,也使个人的世界意义得到放大,并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世界,甚至搅动世界秩序。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蝴蝶效应”,或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突变”。例如,7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一家仅有50名信众的基督教堂的牧师琼斯提议在纪念“9·11”事件时焚烧《古兰经》,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极度愤怒,几乎造成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严重对峙,甚至让整个世界陷入一场巨大的风险与危机当中。全球化时代意味着全球性合作,而我们所面临的却是全球性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产生于国家利益的较量,还往往产生于民族智慧的较量,根源于人性的博弈。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具有很多特点:一是诱发因素多,二是风险频率高,三是风险周期长,四是风险危害大,五是风险预测难,六是难以根本化解,等等。全球化时代同时可以被称为全球性高风险社会、高风险世界,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提高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
第四个现象是民族、宗教、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当年亨廷顿曾经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21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其中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将要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也许真的让他不幸言中。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等越来越趋同的情况下,民族文化也成为各国文化的最后符号,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自保的最后屏障,文化冲突成为最为隐蔽也最为明显的国际冲突。民族文化差异往往又是和宗教差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冲突又常常和宗教冲突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格外复杂和多样。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往往有着某些特殊的内在纠结,演变成某些特殊的暴力事件和分裂事件。美国“9·11”事件过去了,还有人力图从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来加以解读。在国际上如此,在所有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也是如此。我国的新疆、西藏等问题无疑也是民族和宗教问题交织的具体表现。如何增强少数民族与主要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增强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使不同宗教之间和不同教派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共生共荣,已经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四、探索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合理思路
当前,中国正处于将多种价值因素有机整合并构建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以复杂性的思维来看待复杂的价值现实和价值观念,在多重线索汇聚和多元变化整合的动态过程中更好地厘清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处理好各种价值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系统性思维更好地谋划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在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中构建起健康合理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第一,要有实证和量化意识。要对我国当前社会复杂的价值状况开展实证的、量化的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准确把握各种价值要素之间的现实分布、力量对比及其演化趋向,探讨它们之间的利益兴奋点和矛盾冲突点,探讨它们各自的体制性需求及其建构途径,探讨科学整合不同价值要素的合理社会体系及其有效途径,创造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有效机制,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要有批判和超越意识。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要素复杂,价值观念纷乱,价值格局松散,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要从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现有复杂的价值要素、结构和功能分门别类地做出合理性评价,敢于坚持,善于批判,勇于超越,慧于建设。要通过积极提炼主流价值观念,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引导社会价值认同,引领社会价值观念和大众价值实践向着更加健康、科学和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要有全球和世界意识。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未来的发展中还将加大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互动。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既是中国社会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安身立命之本,也将对世界各国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既要更加善于学习,努力把握和顺应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积极吸纳世界所有文明要素之精华,又要更加善于改革,努力将世界文明的所有积极要素有机融汇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促进中国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还要更加善于创造,增强预见性,为引领世界价值发展做好必要的准备。
五、在引领中国价值转型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面对当代极度复杂的价值世界,马克思主义需要学习和应用复杂性的思维与方法,以便对当今极为复杂的价值世界做出自己的科学理论解读并发挥实践指导功能。马克思主义在未来中国的命运和在未来世界的命运如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今天的中国发展得如何。如果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得好,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可能会很好,在世界的命运也会由之而比较好。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得不够好,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