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2)

二 初应进士举及登第时间

行简于科场素有文名，《旧唐书·白居易传》（ 卷一六六） 附行简传 （以下简称《旧》传） 曰:“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又王谠《唐语林》（ 卷二） 文学云:“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试者宗此五人。”其文集虽佚，但今存诗、赋确为应试及课业文字，但行简应进士举之详情迄今未明，历来有贞元十九年与元和二年两说。贞元间及第之说有《全唐文》（ 卷六九二） 白行简条:“贞元末进士。”《旧》传:“贞元末登进士第。”《新唐书·白居易传》（ 卷一一九） 附行简传 （以下简称《新》传） 只云:“擢进士。”而未详其时。元和二年说见《唐诗纪事》白行简条:“元和二年登第。”徐松《登科记考》（ 卷一七） 元和二年条记载尤详:“进士二十八人，《文苑英华》载《舞中成八卦赋》……又有《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为此年试题。”今据考索，行简确于元和二年及第，但曾于贞元十六年初应举，不第。贞元十九年之说事属乌有。

按元和二年登第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而关于其曾在贞元十六年初应举一说则尚未见诸言论，而证成此说的关键性文献依据是《白居易集》（ 卷四。 《祭乌江十五兄文》。此文作于贞元十七年七月，叙云:“维贞元十七年……自居易与兄、高九、行简……同参选于京都，俱署吏于西京……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居易着文极重记实，其记事多与史无舛，故于此事，其“同年成名”四字颇堪玩味。居易于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十九年中拔萃，元和元年中制科乙等，行简可与居易同年成名的时间是哪一年呢?元和元年自不可能，则只有贞元十六年与十九年可供简择。但贞元十九年却并无举事。《旧唐书·德宗本纪下》（ 卷一三） 载:“（贞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以关辅饥，罢吏部选、礼部贡举。”《唐会要》（ 卷七六） 贡举中条载:“（贞元）十九年敕:礼部举人，自春以来，久愆时雨，念其旅食京邑，资用屡空，其礼部举人，今年宜权停。”同书（ 卷七五） 选部下条则谓:“十九年七月敕:以关辅饥，罢今岁吏部选集。”均可关合。可见贞元十九年并未开科，行简根本无由应试，故只贞元十六年有可能。此点前贤未及，故详加申论。

《祭乌江十五兄文》所谓“友于四人”，“兄”即居易从父兄白逸，行十五，卒于乌江主簿任者;另即行简与己，高九其人不详，但“同参选于京都”一语已明谓四人同预十六年举事。而“贞元十七年”亦不误，居易为十六年进士，其《送侯权秀才序》 （《白居易集》卷四三） 称:“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明年春，予中春官第。”但该科延至十七年方毕。徐松《登科记考》（ 卷一五） 贞元十七年条:“盖高郢连放三榜，乐天在十六年第二榜，郑方在十七年第三榜。”《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 （《白居易集》卷一三） 诗作于十七年，有“玉怜同匠琢，桂根同年攀”句，自注云:“同高侍郎下隔年及第。”故贞元十六、十七年为一科。而前后数年四人行迹为:贞元十四年居易移家洛阳，十五年秋参加东选，十六年正月入长安发榜及第，随即与行简偕归洛阳，至暮春南游，其《祭符离六兄文》 （《白居易集》卷四。 有“维贞元十七年……去年春，居易南游，兄亦东适”句可证;白逸则于贞元十七年病卒于乌江主簿任，是中举得官后旋即发生之事，此可回应“俱署吏于西京”之语。这里的问题是，“同参选于东都”是四人，“俱署吏于西京”者则不然，两句对举乃行文所需，前者事实，后者举其大概而已，如此正可释“友于四人，同年成名”之说。行简于贞元十六年显然不第，因行简文集散佚，未能以文字证明，但初应进士举的时间应在此时，时礼部侍郎崔   知贡举。嫡庶兄弟三人同应科举，二人及第，一人落榜，足可名动一时。卞孝萱认为行简本年所中为明经拔萃科，无文献可征，故不从。

行简在元和二年中第事，除前列材料外，从省试诗亦可证。行简《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见《文苑英华》（ 卷一八七） 省试八。《文苑英华》（ 卷七九） 更收有李正封、吴武陵、钱众仲三人同题诗各一首。白诗为:“华省春霜曙，楼荫植小松。移根依厚地，委质别危峰。北户知犹远，东堂幸见容。心坚终待鹤，枝嫩未成龙。夜影看仍薄，朝岚色渐浓。山苗不可阴，孤直俟秦封。”吴诗 （又见《全唐诗》卷四七九） 为:“拂槛爱贞容，移根自远峰。曾经芳草没，终不任苔封。叶少初陵雪，鳞生欲化龙。乘春濯雨露，得地近垣墉。逐次香微动，含烟色渐浓。时回日月照，为谢小山松。”并用二冬韵;李诗为:“青苍初得地，华省植来新。尚带山中色，犹含洞里春。近楼依北户，隐砌净游尘。鹤寿应成盖，龙形未有麟。为梁资大厦，封爵耻嬴秦。幸此观光日，清风屡得亲。”钱诗 （又见《全唐诗》卷七八二） 为:“爱此凌霜操，移来独占春。贞心初得地，劲节始依人。映月烟犹薄，当轩色转新。枝低无宿羽，叶静不留尘。每与芝兰近，带惭雨露均。幸因逢顾盼，生植及兹辰。”并用十一真韵。冬、真二韵非可通押，但四人诗既同题，且与吴诗同韵，四人应属同年无疑。

另外，元和二年事更有居易诗为证。《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 （《白居易集》卷一二） 一诗记事始于元和元年，止于三年五月许。元和元年居易辞秘书省校书郎，制科及第后任京兆尉，授集贤校理;二年十一月，由集贤院召入翰林院;三年五月，拜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 （见《旧》传） ，该诗首四句“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闱”即述此。“谏垣”即御史台。接下，诗有“二贾二张与舍弟，驱车逦迤来相继”，指在五月或稍后，行简至长安;“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回头下马一相顾，尘土满衣何处来?”写故人相逢新昌里第的情景，《旧唐书·职官二》 （卷二三） 翰林院下曰:“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故以银台代指翰林院，居易此时正兼左拾遗与翰林学士。关键是以下几句:“齐入文场同苦战，五人十载九登科。二张得隽名居甲，美退争雄重告捷。……唯有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谓骇鸡珍。”“五人”当为二张、二贾与弟行简，即诗中的“二张、美、退及沅犀”，“退”乃“知退”省称。五人十年间同入文场，九应科举，“二张”应有斩获，“美”、“退”则于此告捷，只“沅犀”一人未得第。由此可见行简于本年登第，且当参加的是东选，否则不会迟至三年五月后方至长安，此时一般说来放榜（至团甲）已毕;其次，回应贞元十六年落榜事，故居易有“重告捷”之语。(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