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4)

崔徽，蒲妓也。裴敬中为梁使蒲，一见为动，相从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后数月，敬中密友东川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写真，知退为徽致意于夏，果得绝笔。徽持画谓知退曰:“为妾谢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旧时形容而卒。

该文提到行简以东川幕客身份使蒲事，而具体时间则不明确，这正是本节的目的。而由裴敬中的行止，特别是与崔徽恋情有关的行踪事迹对解决此问题并无帮助。在这场才子佳人恋情的记载中，有关裴敬中的还有几条，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 卷一二） 宋援注有:

崔徽，河中倡也。以御史裴钦中病亡，元稹为作《崔徽歌》。 赵尧卿则注曰:

裴钦中以兴元幕使河中，与徽相从者累月。钦中使罢，徽不能从，情怀怨抑。后数月，东川幕白知退将自河中归……元稹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

据此透露，裴敬中曾任监察御史，并入兴元幕，元文作于其以御史职病亡之后;且行简至蒲约在敬中使蒲后数月，受崔徽之托转交画像予裴敬中，则甚至两人曾有会面?但是，此裴敬中即《新唐书》（ 卷一六九） 、《旧唐书》 （卷一四八） 的裴常裴氏本字“敬中”，称“弘中”乃宋人避赵匡胤祖讳敬改，宋人记载也有作“钦中”者，应系讹误。检本传事迹多与元文不合，裴秤谡暝中曾拜监察御史，然“藩府交辟，皆不就”，并无作幕记载。且元和三年入相，又“元和五年，中风病。……明年，改太子宾客，卒”，即于元和六年亡故。此时行简尚未入卢坦幕，且裴氏非终于御史，而谓裴氏以旧相病亡而崔徽不知，似也有悖常情。

窃意以为，虽然元文记裴氏行迹于史多有不合，但对裴崔情事及行简使蒲事则无须存疑。何则?一、元稹与裴彻从密切，感情甚笃。元和十年，元稹时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正月奉诏还朝，二月在长安游寺观，有《西归绝句十二首》 （《元稹集》卷一九） ，其五曰:“白头归舍意如何?贺处无穷吊亦多。左降去时裴相宅，旧来车马几人过?”其七曰:“闲游寺观从容到，遍问亲知次第寻。肠断裴家光德宅，无人扫地戟门深。”此裴相即裴常前诗于“裴相”下注曰“裴相公”;《唐两京城坊考》 （卷四） 《西京·长安县·光德坊》:“太子宾客裴痴。”又元和十二年元稹离通州归京途中宿蓬州芳溪馆，赋《感梦》诗，题注为“梦故兵部裴尚书相公”，诗于“前时奉橘丸，攻疾有神功。何不善和疗，岂独头有风?”下注曰:“予顷患痰，头风， 逾 月不差，裴公教服橘皮朴消丸，数月而愈。今梦中复征前说，故尽记往复之词。”且于诗末表示:“未死终报恩，师听此男子。”尤见两人情深。元稹当绝无谤讪裴氏的可能。《崔徽歌》及原序虽佚，但序存引文，已见上述;歌余残句，《绿窗新话》及《青泥莲花记》引八句，据《新话》云:“元微之歌其略曰:‘崔徽本不是娼家，教歌按舞娼家长。使君知有不自由，坐在显时立在掌。末云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艳姿。为徽持此谢敬中，以死报郎为终始。’”对崔裴情事言之凿凿，不容怀疑。二、元白之交，为世盛称，行简豫游，情如友于。如谓元氏不知行简在东川的行迹甚至捏造事实，均不可信。

如此，关键问题或在时间，即裴崔相遇与行简使蒲间应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彼时，裴吃以御史出使兴元，与崔徽相遇并生情愫，裴不久旋归，崔徽则相思成疾。而从元文看来，可能是陷入精神错乱，如“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一语即非正常，而“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旧时形容而卒”，既是实情，也属随语敷衍之文。由此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崔徽确不知裴氏之亡;二是深陷相思，时间概念也因此错乱。故在得遇行简时，有托其致意于裴氏的一幕。如果《绿窗新话》对《崔徽歌序》的引文只是文字检省而无情节删减，则元文对行简受托之后的举止其实未涉一语，是元氏深有“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感吗?此虽出一己之忖度，但由前述元氏与裴场⑿屑蛑交，未必全属臆测。实际上，元文的狡狯之处即应在此，所谓“后数月”其实跨度很大，这一跨的时间基点是行简使蒲，却把裴炒离了原本的时间轨道，只有崔徽仍徘徊于往事，更见其怨情之深，文字极尽摇曳跌宕之姿，一如元氏之《莺莺传》，也是传奇的故技。

但这一跨同时提醒我们，元稹在裴惩龉是耙膊恢此事。他可能在什么时候知道此事的呢?卞孝萱《考〈崔徽歌〉的写作年代》认为是元和十五年以后得自行简，于时过晚。关键证据是，元稹一生曾寓兴元府的时间正在元和十一年夏至十二年九月间。

元稹于元和十年三月出为通州司马，闰六月至通州，不久“染瘴”，八月病危;十一年夏复患疟疾，居易《东南行一百韵》云“去夏微之疟”，诗作于元和十二年，“去夏”即十一年夏。即赴兴元医治，时郑余庆为兴元尹。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 （《元稹集》卷一二） 自注:“稹病疟二年，求医在此。”而《西归绝句十二首》作于赴兴元前，《感梦》作于离兴元归京途中。由《元稹集》可知，其怀裴持诗正以元和十年至十二年为多，如非在此得闻裴崔情事，原因何在?至于闻听此事的渠道，可能就是行简，其受托于崔徽，而元稹恰在此地，行简素知元、裴之交，故无由不转告元稹，而元稹感而作歌及序，应属必然。故结论如下:一、崔、裴相遇生情事必在裴称鸺矣史之后某时，但出使兴元事于史阙载;二、行简必在元和十年至十一年间由东川幕出使兴元，遇崔徽，知与裴持事，并转告元稹，《崔徽歌》及序作年当以此为上限。故知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考》（ 卷二） 《崔徽歌序》条谓“行简往河中，当在元和九年至十二年间，而崔徽、裴敬中之事亦在此时。……元稹闻崔徽事为作歌并序，似当在元和十五年”诸论不尽允当。

五 生平着述及《李娃传》等诗文作年

行简文集已佚，存世着述尚有:

一、诗七首。《春从何处来》、《贡院楼北新栽小松》、《金在琛贰ⅰ豆槁砘山》、《夫子鼓琴得其人》、《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全唐诗》卷四六六着录，其中《文苑英华》卷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收省试诗三首。(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