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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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
　　×××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