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2)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旧道德，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些自然是应该恢复的。除此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所谓智能，在孙中山眼里就是知识和能力。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他指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本文转载自 www.yzbxz.com 一枝笔写作网)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