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2)

　　这里节选的是第一章的第一节：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通过传记事实和传记材料的比较，说明传记事实的特殊性：是在传记中对传主的个性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事实。
　　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
　　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小说、戏剧和诗歌之所以被划分为虚构性作品，而历史、传记和报道则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事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人物传记怎么写小说家可以把自己的小说刻意写成曹雪芹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也有权像杨绛那样在小说的“前言”里“郑重声明”：
　　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至尾巴，但决不擅用“只此一家，严防顶替”的产物。（杨绛：《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版。）
　　相反，传记作家就不能享受这样的特权。对他来说，凭空“虚构”地名和机构是不可思议的，随意“捏塑”人物和情节触犯了传记文学的大忌，更谈不上“掇拾”各个部位来冒名“顶替”，张冠李戴。不可否认，“小说家言”与“传记之道”有共通之处，但从事实这个角度出发，它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萧芮(MarkSchorer)既写过小说，又做过传记。对于两者的不同，他体会尤深：
　　当一位小说作家转向传记写作时，他会立即发现它们的差异(随后，他也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作为一个小说作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作为一个传记作家，不妨说他是戴着锁链写作。小说家甚至在以真人真事为依据时也可以编造内容，人物传记写作的新突破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处理这些内容。传记作家给定了内容，他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当然，这是一个负担，可是他常常发现，这个负担也是乐在其中。因为事实可能会变得异常友好，它们常常富于雄辩，甚至隐含着诗意。或许，这是想像的虚构所望尘莫及的。
　　传记作家“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也就是说，传记作家所戴的“锁链”不是戏剧作家的三一律，也不是律诗诗人的形式规定，而是一条事实的“锁链”。
　　传记文学建基在事实之上，这点共识经过批评家的论述而成为定论。在《批评的剖析》里，诺斯若普·费耐(NorthropFrye)认为，传记是“事实的作品”，而不是“想像的”的产物。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我们仅仅满足于用事实来描述传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概括相当笼统。非虚构性作品里的其他文类，如新闻报道、历史著作等，也都用事实说话。换言之，我们并没有触及传记里事实的本质。社会学家爱弥尔·杜克海姆(EmileDurkheim)为了寻求社会学自身的原理，非常重视对“社会事实”的界定。在他看来，如果什么事实都划归在社会学的名下，那么“社会学将会失去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它的领域就会跟生物学和心理学混为一谈”。同样，史学理论里对“历史事实”的不断定义表明，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新收获历史学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大多数传记作者和学者却相当惘然。他们铁鞋踏破去搜寻事实，绞尽脑汁地论证事实，煞费苦心地叙述事实，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他们往往对与自己日日为伍的事实认识不足。他们几乎没有人像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事实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那么，传记作家和传记批评家所面对的事实是什么呢?
　　传记事实。
　　传记事实与传记材料相互关联，但本质上却不是一回事。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两者，而不能够把它们丁是丁卯是卯地分开处理，是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不少，但其中关键的一条原因是，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没有把传记的自主性放在首位，常常有意无意地用传记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梁启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历史这个大框架里来论述传记，实际上明确地给传记内定了位置：传记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有一章概论五种专史，而作为“人的专史”的传记则是其中的一种。在“人的专史”里，合传、年谱、专传和年表又不加区分地平行而列，各占一章。一般来说，年谱和年表以传记材料见长，而合传和专传则是传记事实的结晶。梁启超虽然偶尔提及年谱和传记之间的差异，传记的小说化写作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他对传记资料的一贯态度。如果我们具体落实到他的“专传的做法”，并把其中的“孔子传的做法”作为个案，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他来说传记材料的重要性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梁启超声称“做《孔子传》的头一步是别择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但实际上这也是他传记做法的最后一步。通观全文，梁启超丝毫没有跃过这头一步。他先讲如何别择孔子言行方面的资料和采取资料的原则。对于那些制造孔子神话的伪材料，梁启超不忍丢弃，建议收录在《孔子传》正文之外的《附录》里。在言的方面，他详细论述了六经里哪些部分可以入《孔子传》。至于选择的理由，他承认“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接着，他讨论六经之外拣取传料的标准。最后，他说：

　　今天只讲别择资料的方法，其实作《孔子传》的最困难处也在别择资料，至于组织成文，如何叙时代背景，如何叙孔学来源，如何叙孔门宗派，这无论叙什么大学者都是一样……（同上书。）
　　不难想像，在这样的传记做法指导之下写出的只能是《孔子学案》，而不是生龙活虎的《孔子传》。梁著《管子传》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范例。传记资料应有尽有，而传主个性了无踪影。究其原因，家谱内容和格式只看重历史学家的搜求考证资料的功夫，而忽略传记作家点铁成金的写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传记事实的发掘和打磨无疑是关键的一环。
　　“一个真正的传记作家”，乔治·圣兹伯里(GeorgeSaintsbury)指出：
　　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展示材料，不管这些材料编排得多么精确有序。他的功夫应该用在回忆录、书信、日记等等材料之外。作为一名有造诣和才智的艺术家，他应该把所有这些材料在头脑里过滤，然后再呈示在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只见树木，而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画，一件作品。这是纯粹的一堆细节和素材所无法比拟的。(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