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3)

　　圣兹伯里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梁启超有感而发的，但它却击中了保罗·缪里·肯道尔(PaulMurrayKendall)所说的“巨型传记”(behemothbiography)的要害。这类汇编式传记对材料细大不捐，收罗无遗，拿破仑传记但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传记的研究而不是传记”，因为它们“日益屈服于事实”。
　　不可否认，“屈服于事实”的传记材料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年谱、人表、名人录、国家传记和传记词典等因为它们的信息服务功能而成为图书馆的常备军。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把各类事实实事求是地收罗汇编在一起。客观、准确、全面是它们的准绳。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国家传记词典》里的培根词条。而它与约翰·奥卜锐(JohnAubrey)《简传》里的培根形象大异其趣。在《国家传记词典》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板一眼的内容，伟人传记有条不紊的秩序，五脏俱全的罗列。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人的化石，而不是血肉丰满的原形。奥卜锐却不同。在他的笔下，培根有一副“蝰蛇的眼睛”。他的餐桌上必备“香草野花”，他说它们确实能够提神益智。他心爱豪宅美院，俊奴靓仆，可他一旦在朝廷失宠，这些人都作鸟兽散。他把他们比作“屋倒害虫飞”。“有人告诉他阁下是打量左右的时候了。他回答，我不打量左右，我打量上面。”
　　以上就是有关传记写作的内容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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