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研究的哲理性反思(2)

　　二、反思之二：价值论的缺位性问题
　　与其追问检察权的本质是什么而莫衷一是，不如厘清中国的检察权是什么，承载着什么样的价值与使命；与其在本体论的泥沼中挣扎，不如以价值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检察权。不难发现，法律监督权说跟三权分法的分类标准不同，法律监督是检察权行使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是一种价值性范畴，而三权分法其实是从检察权的行为方式上作的区分。研究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应该按哪种权力模式运作的问题。显然，这是目的与方式的区分。因此，探讨法律监督权问题，无需与三权分法相联系。
　　关于检察权应不应该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争论同样激烈。尽管结论各异，但是论者们的研究路径却十分相似，通常是“国外如何、中国如何、历史如何、现实如何，所以应该怎样”的套路，即都是一种在休谟意义上的“从事实到应当”的路径。根据“休谟定理”，规范性的命题不可能基于纯粹的事实性陈述而获得理由。[10]即，不能从“事实”中推导出“应当”。既然法律监督是检察权存在的目的，那么，法律监督权其实就是属于“应当”这样一个价值性范畴，怎么可以仅从“事实”中推导呢？学者们这种“从事实到应当”的方法路径是不是有些单向和片面了呢？显然，价值论处于缺位状态。众所周知，价值是一种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所以，是否将检察权建构成法律监督权取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需要。理论上，众多思想家早就指出监督权力的重要性。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11]（P362）“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2]（P154）现实中，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因此，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追求一种监督制约权力的价值完全具有正当性。我国1982年《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明确的宪法定位，已指明了检察机关建设、发展的方向。建构检察权、解释检察权，均应从法律监督的角度进行。但是，在后续的制度建设中并没有按照法律监督机关的标准赋予检察机关各种应有的职权。这种制度跟进的断裂，导致法律监督机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不副实，给人一种法律监督就是诉讼监督的错觉，以至于有学者干脆主张“建立以公诉为龙头的检察职权体系。”[9]制度层面的不足导致检察人员在法律监督工作中也感到法律监督权偏软，实效不足。那么，当普通法律与宪法不一致时该如何应对？是修改宪法适应普通法律，还是完善普通法律支撑宪法？

　　波斯纳有句名言：“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13]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只能指引方向、表达价值，而不能像普通法律那样制定详细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包括有些上层立法者普遍缺乏宪法意识和宪政精神，所以在具体的法律制定中，缺乏紧扣以法律监督为主题的意识，导致大量法律中没有体现出法律监督的目的。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宪法这个“罗盘”是失灵的，恰恰相反，社会转型中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客观存在印证了当年制宪者的深谋远虑。宪法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的规定，为我国监督、制约权力，反腐倡廉提供了现成的宪政资源。“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4]对普通法律尚且如此，对于宪法更应心怀信仰，当现实与宪法不一致之时，我们是轻言否弃宪法迁就现实，还是以宪法为指导改造现实？正如在大海之中，当航线偏离了罗盘的方向时，我们应该是扔掉罗盘按原来的路线继续向前，还是应该按罗盘的指引调整方向？答案不言而喻。
　　三、反思之三：认识论的形而上学问题
　　如何认识检察权？如何认识检察权在各国的外在表现及其内在原因？面对这一问题，有着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世界，形而上学则用孤立的观点看世界；唯物辩证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形而上学则用静止不变的观点看世界；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形而上学则否认矛盾的存在。”[15]而如今我国的检察权研究中，有某些形而上学的倾向。
　　第一，缺乏普遍联系的意识，孤立地看待检察权。检察制度不是孤立的，从法治的角度看，它既是我国的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部件，同时还是我国宪政制度的有机构成。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不仅是国家惩治犯罪、保护人权的权力运行机制，还是国家防治腐败、统一法制的权力监督机制，是人民当家作主为理念的民主、法治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检察权的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这一大的制度背景。那些认为应当将检察机关简化为公诉机关的观点，显然仅将视野局限在刑事诉讼这一狭窄的领域。这些论者的主要依据往往是英美的检察制度，而不顾不同国家之间政治、法制、社会等客观方面的巨大差异。孤立的视野必然是片面的。孟德斯鸠在谈论“法的精神”时早就说过：“法律应该同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务的秩序也有关系。”[12]（P6－7）
　　不少人对于法律监督的理解也很孤立、片面。其一，将法律监督的方向片面地理解为“上级监督下级”。如有论者说：“法理上，法律监督权的内部构造和运作机制表现出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即上下性和单向性。在权力位阶中，监督者必定处于上位，被监督者必定处于下位，相互之间的法律地位是非平等的；法律监督行为是针对被监督行为的违法性而实施的法律行为，监督者可以监督被监督者，而被监督者却不能反监督监督者。”[16]这种逻辑显然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悖。试想，监察部是行政监察机关，专门从事监督活动，难道它就比其它部委乃至比国务院的法律地位还高吗？事实上，监督至少有三个向度，即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为了行使管理权，因而具有管理的功能；平等主体之间的监督是为了相互制约，因而具有制衡的功能；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则是为了提请上级注意自己的行为，具有提示的功能，同时，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具有参与管理的功能。”[17]不同向度的监督虽然具体目的并不相同，但根本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其二，对于国家的权力监督系统视而不见，将法律监督片面地、孤立地理解为国家唯一的监督机制。有论者说：“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检察法律监督模式最根本的制度性缺陷。”[16]其实，我国的权力监督系统是多方位、立体的，绝不仅仅只有法律监督这一种机制。并且，法律监督权本身也是受实体法规范、程序法制约的，是一种有限度的、程序性的权力。检察官在公诉活动中监督法官，但检察官自身也受法官的制约，最明显的在于检察官的权力被限定为程序启动权和建议权，实体处置权、决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法官手里。另外，还受被告及其辩护人、受害人以权利方式制约。此外，还有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媒体监督、舆论监督等，检察官如果是党员的话，还要接受党纪监督。置如此严密的监督系统于不顾，担心法律监督权异化为绝对权力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