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科学客观性的主体间的一致,并不能绝对地确保每一个命题或理论的客观性;但是,最终达不到主体间的一致,则完全可以断定它们不是客观的。不管怎样,主体间性依然是科学共同体追求科学客观性的最佳选项,没有其他选项像它那样言之有理、行之有效。不过,我们还是要牢记隆季诺和雷斯蒂沃的告诫:主体间的批判可以达到减少与境价值影响的过程,但是它仅仅是部分有效的屏障。虽然这些批判能够使某些负荷价值的假定在考虑(以及在采纳或拒斥)时变得可见,但是被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分享的那些假定将依然潜藏着,并进入所接受的背景,在评价资料和进行推理中难以觉察那些隐藏的价值。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并未解决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的划界问题,也没有完全保证客观性。失败并非因为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与客观性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们被当成不成问题的东西对待的。意识到主体间性和意见一致是成问题的,导致如下询问:设想首先有可能定义客观性为社会事实,那么什么类型的主体间性和什么模式的意见一致,最可能激励关于实在的客观陈述的创造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审查一下实在和客观性的观念。
第四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缺乏质而仅仅是关系的客观性。严格地讲,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事物的质,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感觉的质无主体间性,而感觉之间的关系却有,从而能够达客观性。正如关系实在论的倡导者彭加勒所说:
感觉是不可传达的,或者毋宁说,感觉中的纯粹的质是不可传达的、永远无法穿透的。可是,这些感觉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从这种观点看来,凡是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没有什么不能传达的事物是客观的,因此惟有感觉之间的关系才会具有客观价值。
他还一再申明:“惟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在被视之为彼此孤立的存在中寻求客观性,只能是白费气力。”由此看来,如果不化质为量——量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的系统——的话,那么,无论是与人的感觉经验密切相关的所谓事物的第二性的质(颜色、味道、气味等),还是与感觉经验有不解之缘的所谓事物的第一性的质(大小、形状、数量等),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没有主体间性即客观性。即使添加第零性之类的质,除了引起引起无穷倒退之外,也于事无补。
彭加勒的观点已被后人接受。哈耶克认为:“不同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对外部刺激物进行分类,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感觉性质对于不同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的感觉性质系统具有共同的结构(一个同质性的关系结构)。”雷斯蒂沃进而把这一观点加以引申,强调客观性是探究者和探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当然,彭加勒心里明白:“我不至于走得太远,以致说什么客观性只是纯粹的量(这就会不得不扯得太远了,需要详论上述关系的本性),但是我们听说,有人多么得意忘形,竟说世界只不过是微分方程式而已。”这样看来,罗斯扎克对科学客观性的理解——深深地根植于科学化的实在原则是,把量作为客观知识看待,而把质作为主观偏爱的问题处理——是否有点偏差?
第五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表现为理论的数学形式的不变性或不变量。伊利英和卡林金揭橥,自然科学理论相对于变换群的数学化的不变性原理,在最精确的意义上是研究活动的特征。由于把十分具体的要求强加于自然科学理论,它构成用抽象的对象操作的普遍准则,并详细阐明了结果的客观的、固定的准则系统。“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意指反主观性和理论公式化的普适性,这当然是它们的规则的、必要的、因而客观的状况的指示。总之,自然科学理论的公式化相对于变换群的不变性之要求,保证了理论的多产性、一致性、同一性、结果的重复、独立于参照系;它也保证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完成了目标设定的启发性功能。福尔迈也表示,科学的不变构成,远远超出了知觉的不变构成。在这里,考察方式的影响也应当通过不变值的探求而得以清除。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无观察者参与的规律的寻求,看做科学的首要任务。这种寻求的卓有成效,就说明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的存在。这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述为:客观性的标志之一,是面对坐标变换的不变量。
第六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与严格性或精确性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科学客观性的减少体现在与客观实在分离的理想化中,客观性与严格性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科学客观性的增加又体现在测量的不断精确的进程中,客观性与精确性是相互促进的。彭加勒不完全同意哲学家的下述诘难:你在严格性方面有所得,你将在客观性方面有所失。你只有割断把你和实在连接起来的结合物,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逻辑理想。你的科学是确实可靠的,但是只有把它束缚在象牙塔内,断绝它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它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若试图稍稍应用它,它就会从这个囚禁之处逃逸出去。彭加勒指出,严格地讲,情况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把乍看起来没有区别的、两种不同真理——严格的数学真理和近似的实验真理——的命题混为一谈了。他表示,数学是在失去客观性的情况下才获得严格性的:
在严格性方面有所得,则在客观性方面有所失。正是由于严格性本身与实在相分离,数学才获得了这种完满的纯洁性。
与此形成对照,克莱姆克在重构经典的科学客观性时表明:原先的客观性概念——通过用钢做边缘和高度抛光的平面镜观看世界的、冷血的、无热情的、无个性的、被动的科学家的幼稚形象之概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即使它在过去是恰当的。对科学而言,客观性至少处于变化的精确性中。
第七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由科学的方法、规范、体制保证,而不是由道德诚实保证。科学客观性不是个体或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科学家之间合作的产物。不是个人的公正性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科学建制或科学的规范结构的正常结果。夏平一般地揭示出,现代社会在决定知识主张的真理或谬误时,就不能诉诸熟悉性和个人德行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后道德文化”中。信任不再给予熟人,它被给予各种体制和被认为存在于某些体制中的抽象能力。卢曼(N。Lumann)将现代信任的这种特征称为“系统信任”(syxtemtrust):信任而无须熟悉,信任而不可猜疑。现代性不是参照德行来保证知识,而是通过专家的专长。当我们信任甚或“虔信”现代的技术和这些系统时,我们的信念现在被广泛认为不在于与个人有关的道德特征,而在于隶属于体制的专门技术。隆季诺主要是从方法上论述的:探究方法的客观性不仅包括主体间的批判,而且在于它的程序和结果对于所描述的批判类型的响应达到的程度。科学方法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过程的集成,以致问题是科学共同体坚持批判性的对话的程度。在这个格局中,个人的客观性在于参与到集体的批判讨论的意见交换之中,而不在于他们对于他们的观察可能承担的某种特殊的(不偏不倚的、冷静的)关系。这样理解的话,在任何给定的科学共同体中,客观性依赖于发生的交换的质问的深度和范围。这种广泛一致的过程保证(或能够保证),作为被某组资料支持的、最终被接受的假设,并不是反映单独个人癖性的关于自然界的假定。(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