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概览(2)

　　中国学人对科学方法与科学研究的密切关系也了如指掌。任鸿隽指出：“研究者，用特殊之智识，与相当之法则，实行其独创切合于名学之理想，以求启未辟之奥之谓也。研究之表征，亦有二事如下：（一）研究必用观察与实验，其结果必有新事实之搜集。（二）研究必于搜集之事实与观察所得之现象，加以考验，使归于一定之形式，而成为新智识。由此观之，研究与发明，于次则有首末之殊，于律则有因果之别，而实具有一不易之鹄，作始之点焉，则所谓新事实是也。当其向此鹄而行，则谓之研究，及其既达此鹄，则谓之发明。”他还明锐地洞察到：
　　西人得其为学之术，固其学繁衍滋大浸积而益宏。吾人失其为学之术，固其学疾萎枯槁，浸衰以至于无。吾所谓术者何？以术语言之，即所谓归纳的方法，积事实以抽定律是也。以近语言言之，则斯宾塞所谓“学事物之意，而不学文字之意”是也。盖自培根创归纳之法，西方为学之本，一趋重于事实。其所谓事实者，乃自观察印证以得之，而不徒取诸故纸陈言。故西方为学之术，其第一步，即在搜集事实。……吾国古人为学之法，言格物致知矣。今且置“格物欲致良知”之说，而取“即物穷理”之解。然理当穷矣，而穷理之法，未之闻也；知当致矣，而致知之术，未尝言也。要言之，即所格物致知者，但存其目而无其术。说者谓格致一篇之忘，则有以致之。然此已忘之术，诚有如今之所谓科学方法者耶？
　　科学方法不仅在科学发现或发明、科学叙述、科学评价中举足轻重，而且也是科学统一的法宝。皮尔逊早就提出“整个科学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方法”的命题。贾丁从历史的考察中洞察到，科学方法具有强大的统摄作用。他发现，直到1870年代和1880年代，自然科学学科在学校的全部课程、社会结构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中，才变得建制化和奉为神圣。在自然科学的巩固过程中，统一的经验论的方法论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确，在哈贝马斯的下述戏剧性的主张中存在真理的要素：19世纪末看到传统的认识论被科学方法论代替。
　　也许正因为科学方法与科学自身的关系如此紧密和径直，许多学者甚至把科学方法和科学等量齐观。事实上，
　　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的确等价于方法，方法则独立于任何科学的对象、问题和题材；科学理论的实证性、合理性、臻美性等特性正是科学的实证方法、理性方法、审美方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其实，莱布尼兹早就正确地提出，数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不少后人也持此说。例如，怀特认为：“科学不单是事实和公式的汇集，它是处理经验的主要方法。”巴姆揭示，使一种研究成为科学的那种东西，不是这种研究所涉及的事物的本性，而是这种研究用以处理这些事物的方法。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方法。科学（作为理论）是某种不断变化的东西，科学中存在的不变的东西就是方法。在这方面，皮尔逊的见解特别透辟且具有典型性。他斩钉截铁地断定，“科学是用它的方法自我辩护的”。他进而揭示：
　　科学方法的特质在于，一旦它变成心智习惯，心智就能把所有的无论什么事实转化为科学。科学的领域是无限的；它的可靠的内容是无尽的，每一群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过去或现在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是科学的材料。整个科学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方法，而不在于它的材料。分类无论什么种类的事实、查看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描述它们关联的人，就是科学人。事实可能属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我们的大城市的社会统计，最遥远的恒星的氛围，蠕虫的消化器官，或肉眼看不见的杆菌的生活。形成科学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实的方法。科学的材料是与整个物理宇宙同样广阔的，不仅是现在存在的宇宙，而且是它的过去史以及在其中的所有生命的过去史。
　　胡明复、任鸿隽、杨诠等中国学者十分欣赏皮尔逊的观点。例如，胡明复赞同，科学之异于它学，不在取材不同。盖科学必有所以为科学之特性在，然后能不以取材分。此特性为何？即在科学方法也。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论述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时说：“要之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今之物质与数千年之物质无异也，而今有科学，数千年前无科学，则方法之有无为之耳。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不然，虽尽贩他人之所有，亦所谓邯郸学步，终身为人厮隶，安能有独立进步之日耶，笃学之士可以知所从事矣。”七年后，他在讨论“科学与近世文化”时又说：“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无穷无尽上。”
　　由此可见，科学方法在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内部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而且，科学方法在科学之外也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和文化功能。胡明复别具只眼：
　　科学方法之影响，尚远出于科学自身发达以外。科学知识于人类思潮、道德、文化之影响，视其有功人类犹远过之。于是遂不得不合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二者为一谈。精神为方法之髓，而方法则精神之郛也。是以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
　　丁文江也深知个中滋味，因此他大声疾呼：“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它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它作人类宗教性的指路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
　　科学方法具有认知功能。科学方法不仅是认识自然的利器，也是认识社会以及人生的有用助手和工具。伏尔泰曾经提出，牛顿的方法决不限于物理学，它一般而言对于所有人类知识也成立。本-戴维看到：“对科学探究在理智上优于其他认知传统和方法的信念，使‘科学方法’不可避免地扩展到社会探索中。对社会问题的这些探究在自信方面有所变化，但是却被普遍地尝试。”在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和科学界，人们也普遍认识到，“研究学术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今日中国的学问和事业仍旧这样的不发达，这就是因为科学的致知致行的方法尚未得门径”。基于这样的共识，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西洋人精密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
　　科学方法具有教育功能。经过科学方法的训练和熏陶——这应该是科学教育的重点之一——的心智，不仅能够应对日益扩张的科学知识前沿，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现代科学社会的健全公民。对此，皮尔逊洞若观火：(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