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也对科学探索的动机也做过有趣的探讨。王星拱在谈到科学起源的心理根据或科学探索的动机时,揭橥了六种动机或动力。一是惊奇。人类有惊奇心理时,总想得个理性的解释,这是科学起源的部分潜力。二是求真。无论何人,总想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理,人类的心理,总是信真实而不信假伪的。就是有心作伪的人的心中,仍然有个求真的趋向。三是美感。最初的人类,解释现象界的繁复,也想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成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有精神的美感的缘故。科学家何以尽心竭力研究科学呢?因为科学中间有和一(unity)的美。所以科学的起源和它的进步,美感也是一个主使的原因。四是致用。在太古时期,致用对于科学的发生,或者有很大的潜力。在中古时期科学的降生,致用没有什么力量。不过,近来的科学进步,致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五是好善。人有好善恶恶的本能。科学是辨别善恶的武器,要明明白白地研究出一个道理来。如果要能辨别善恶来做行为的标准,必定要发达科学。六是求简。科学是从繁复之中,用简约的方法,理出头绪来,刚刚合我们心坎儿上所要懂得的。这六种心理实际上是趋向同一的途径的。第一,因为奇和真实是递相发现的;第二,因为真实和美、和功用、和善,原是分不开的东西;第三,因为真实是由简约得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科学探索的动机做了极其精湛的探讨。他的论述鞭辟入里、引人入胜。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以“探索的动机”为题发表讲演。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外还有许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的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出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与之不同,那些为天使宠爱的人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些人那样彼此相似。爱因斯坦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他形象地比喻说,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就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可以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自由地眺望,陶醉于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不过,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动机。他意谓的积极的科学探索的动机是:“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用他的这种宇宙秩序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音乐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宇宙秩序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在他个人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爱因斯坦强调,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的宇宙秩序,才是科学家无穷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二)外在功利动机:有形和无形的
尽管科学探索的动机相当复杂和多样,但是借鉴诸多学者的看法,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外在功利动机和内在心理动机。前者又可细分为有形功利动机和无形功利动机。外在功利动机是为外部的实用的功利的动机和目的而投身科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这里主要有名、利二端。其中,抱着得到物质上的利益的动机即是有形的功利动机,抱着获取精神上的扬名(美名或浮名)的动机即是无形的功利动机。
有形功利动机既有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也有个人谋求生计、牟利发财的“小我”功利动机,不过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手段,以达到某种实用(utility)或有用性(usefulness)的目的,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关于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培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至于“小我”功利动机,只要手段得当,又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该受到鄙夷和指责。不过,这种带有自私性的动机也可能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正如萨顿所说:在一种较高的意义上说,我们能够假定纯正的创造性活动总是无私的,即使在最初阶段不是如此,至少在它已完全激发起来的后一阶段是无私的。一个人可能会梦想做出一项发明使他本人和家庭过舒服一些的日子,发家致富看上去可能是他的主要激励。但是,由于他连续进行研究并且变得越来越全神贯注于他的方案和设计,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利益所在,甚至会失去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本能。最后他可能处于一种精神上极度兴奋和完全忘我的状态,这也许是我们最靠近天堂的一种状态。
无形功利动机是想借助科学这种“特殊娱乐”和“智力上的快感”,“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智力竞争中获得成功,从而博得同行的承认,最终赢得赏识和好名声。莫尔讲得比较周到和且很有分寸:“科学家一般不为权欲而谋求权势,虽然他们对权势并非无动于衷。科学家一般不单纯追求财富,虽然他们对于家道富裕并非毫不动心。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人们的赏识。当然,为增进知识做出贡献,这是首要的动机。这不是虚构,不是对科学家的性格主观想象的结果。我认识的许多人,我相信他们当科学家的惟一动机只是对于自然界的奥秘深感兴趣。其中某些人像我们的科学先辈那样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工作,在院校或研究机关中艰苦奋斗,对收入、家庭、行政职位和虚名毫不在乎。然而,说到底,他们都十分计较是否得到人们的赏识。”哈格斯特罗姆也发表看法:博得同行科学家的赏识,是科学家的主要动力、一种永恒的动力,促使科学家艰苦地工作,不违反科学道德,保持创造精神。
为了赢得社会和公众的赏识和名声,就必须首先博得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于是怀抱雄心壮志,充满好胜心,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先权就构成了科学探究的动力。莫尔就此写道:科学家通常是十分有雄心的,他们想发表,想看到他们的名字和观念被印刷出来。他们想从同行那里获得尊敬和承认(偏爱从科层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较高阶层获得)。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激烈地斗争。妒忌(大都以有教养的形式)有时憎恨在科学共同体中并非不寻常,只不过多半表现得不那么露骨而已。这一切结合起来说明,来自同行的承认是科学家的最大动机,是顽强工作的持久驱动力。在不违背科学伦理的情况下,如果用任何手段可能的话,做出创造性的新发现才是第一位的。“象牙塔”的科学生涯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宁可说,正因为科学家需要承认,他们才采纳了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对独创性的承认被普遍地认为是最高的、远比金钱或任何官方职位更重要的奖赏。普赖斯也表示:“以占有第一位置为动机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动力。”(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