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价值的世界是科学不能进入的世界,它不涉及无论什么可能的知识。在那里,结局——永恒的、终极的真理——被热烈地追求。有时,通过奇怪地强加的神秘洞察的体验,一个人超越怀疑的阴影知道,他与处在纯粹现象背后的实在接触。他本人完全确信,但是他无法传达该确定。它是私人的启示。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除非我们共享他的出神入迷,否则我们无法知道。
成中英进而揭示,科学真理是对事实的认识,而非对价值的决定。我们在此不仅区分事实与价值,而且区分认识与决定,只有事实可以被认识,只有价值可以被决定。被认识的价值已是价值的事实,被决定的事实已是事实的价值了。认识与决定乃是不同的活动,以及不同的态度。认识是理解和解释,决定是选择和“赞许或拒斥”。前者不能意会实际的行动,后者则可意会可能的实际行动;前者无指导与规范性,后者则有之;前者不改变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主体,后者则改变决定的主体,创造决定的对象。这二者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中性除了用来在科学王国和价值世界、事实与价值之间划界外,也被用来否认真的东西必然是合理性的或善的东西。韦伯和彭加勒证明,如果伦理理想的世界超越了在经验上为真的东西,那么经验科学就不能为道德主张提供根据。中性表达了对我们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过分乐观主义的批评,也表达了反对那些企图维持现状或过程的论据,不管该论据基于上帝意志、我们的基因结构或不变的历史规律。中性也表达了对下述人的批评:这些人力图在科学的伪装下提升某些价值,宣布某些社会秩序或道德秩序是自然秩序,而这种秩序是最适合的或起作用的,要不就是理性的或被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必须是中性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世界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学者和非学者同样应该谨防把经验上实在的东西与本体论上可能的东西混淆起来的尝试。科学必须是无价值约束的,以便保证价值依然是无科学约束的。
在这里有必要申明,科学中性并不等同于科学的客观性。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反对任何使中性问题前后关联的尝试,认为这样做便使科学的客观性概念处于危险之中。然而,科学的中性和客观性不是一回事:中性涉及科学是否采取立场,客观性涉及科学是否值得信赖某种断定。二者不需要相互之间有任何关系。某些科学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或可靠的,却被指派服务于某些政治利益。对这些科学的恰当批评并非它们不是客观的,而是它们是偏袒的、或狭隘的、或指向人们反对的目的。
科学中性概念具有诸多特点,把握住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完备而深刻地理解它是有帮助的。首先,科学中性具有历史性,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涵义、所指、要点有所不同。正如普罗克特所说,中性的理想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在关于科学应该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的漫长的历史斗争过程中出现的。近代的中性理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与科学和社会有关的四个根本问题。一是效用问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理论的理想隐含着与实践事务的某种分离。科学是闲暇的奢侈品,而不是奴仆为功利主义关注的产物。然而,培根科学理想的兴起,效用变成科学的中心规范。科学把来自实践技术的技艺与对自然的理想的和经验的进路结合起来了。即使培根在宣布科学的功利主义的理想时,也告诫不要忘记硬币的另一面。科学具有巨大的实际效用,可是科学也应该为科学而科学,恰恰不是追求它的应用。二是方法问题,即保证可靠的和客观的知识的问题。正确的方法是科学进步的关键,这一概念是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出现的。对方法的新兴趣被科学中的新主观性伴随,即认识到我们看见的东西依赖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人的理解力像培根所说的那样“不是干巴巴的眼光,而接受来自激情的注入”。科学方法的发明就是为了警惕把人的理解力染色或弄歪的许多“假象”。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区分就是为了把人的添加物与自然的原物分开。道德的质是第二性的质,它玷污了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必须从自然哲学中排除出去,以使事物的真实的和第一性的质被揭示出来。三是价值问题、利益起源和特点以及它与自然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对古人来说,价值处在宇宙的结构之中。在经院哲学中,存在所有事物运动的终极原因或“目的”。近代人不再认为价值在宇宙的结构或事物朝其运动的目的之中,而在于人的能动作用和计划。价值不再是上帝或自然创造的,而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是针对人的需要和欲求衡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科学是中性的,是因为自然本身是中性的。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是“祛魅的”(韦伯)或“祛价值的”(柯依列)。四是知识的安全问题,即为自由地、不妨碍地追求知识所必须的社会的和体制的条件。欧里庇德斯早就证明,自然知识是“安全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踩在政治或伦理的敏感土地上。培根持有类似的观点,引起人堕落的不是自然知识,而宁可说是“关于善和恶的妄自尊大的知识”。道德知识是危险的知识。
其次,科学中性具有与境性,即在不同的环境或背景中其内容有所差异。需要明白的是,各种形式的科学中性的政治意义按照使用的环境变化。有时,批评家指向科学(或技术)的中性,以表明技术可以被错误地使用。十分相同的观点也被用来证明,科学(甚或技术)不应该受到道德的或政治的批判。从19世纪开始,流行的看法是,科学态度特别适合于解决社会冲突。按照这种观点,科学是伟大的和中立的仲裁人、公正的法官:可以给它提出社会问题,公允的答案随之而出。科学提供了中立的基地,具有各种信条和色彩的人可以在其上结合起来,所有政治矛盾可以在其上克服。科学提供了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歧统一的源泉,混沌中的秩序。因此,科学无价值约束的理想不仅应该作为观念的抽象起源来理解,而且应该作为在科学的和经济的与境中的某种较广阔的变化的反应来理解:它的建制的和职业的所在地的变化,与工业的、军事的和国家支持的科学之兴起相联系的变化,与向科学自主性和那些把握着它的钱袋子的人的权势挑战的政治运动(例如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兴起相联系的变化。科学价值中性的理想也必须在政治与境中观看。科学中性不是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逻辑鸿沟的结果,也不是理论世俗化的自然派生物,甚至也不是社会科学采用物理科学的方法的结局。它是对较大的政治运动的反应,包括科学被政府和工业的利用,分离的学科的职业化,尝试把科学与时代敏感的问题隔离开来。(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