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科学中性具有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而言意指不同的东西,必须借助随时间变化的特殊的恐惧和目标来理解。价值中性可以是对国家和宗教压制科学观念的反应,可以是防范阻碍科学进步的私人利益的方法。价值中性可以反映学者对职业化和世俗化的欲求,可以隐瞒科学具有社会来源和社会后果的事实。价值中性也可以提供人们沿着它退却的路线,或者提供人们发起进攻的平台。科学无价值约束的观念具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仅仅宣布所有事实都负荷理论,或知识是社会的产物,就掩盖了这种复杂性。
第四,科学中性具有集成性,即价值中性理想不是单一的概念,而宁可说是在不同时期、为服务于不同社会功能而浮现的松散结合的理想之集合,只有针对具体与境才能理解这个集合的意义。在19世纪之前,捍卫科学中性或中性的涵义有三种方式。其一是源于柏拉图(沉思的思想高于实践行动)的把理论和实践分开的方式,尽管沉思的理想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已经被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视野代替了。其二是,近代哲学家用辩论证明,必须把伦理的关注从自然哲学中排除出去,因为它们使人在追求知识时抱有偏见。因此,中性的第二种涵义是,道德知识所起的作用是损害或“沾染”自然知识。其三是,在关于宇宙的数学力学概念中,精神世界是与物质世界彻底脱离的。在这里,充满了精神和意图的古代世界被作为处处相同且没有意图的、“被贬值的”宇宙概念代替。这三种涵义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作为为科学无价值约束的辩护理由而出现。但是,从19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新的理据:价值中性作为真的和善的东西之间的本体论的二元论的结果被捍卫。也存在所谓的主观主义捍卫,即必须把价值判断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因为价值是主观的,科学不能就价值的有效性做断定。
第五,科学中性具有两面性,即科学中性既有防护性又有进攻性,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后果。普罗克特说得不错,科学中性既是盾又是剑。他以19世纪的德国的状况为例加以说明。中性有助于科学的自主性免遭批评者的批判——来自上层(政府监察官)和下层(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批判。中性作为盾起作用,使年青的社会学家捍卫自己免受“社会学”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形式的指控,使社会哲学家的理论目标与社会运动的要求保持距离——可见不是抽象地倡导中性,而是作为对具体问题的反应倡导的。中性也是剑,用以作为攻击对方的观点的利器。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G。Simmel)和特尼斯(F。Tönnies)认为,妇女之所以很少参与科学,是因为她们没有能力保持中立的和超然的态度。韦伯拒绝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和心理分析,因为它们不合法地把科学与世界观混淆起来,价值不合法地侵入科学。价值中性武装了社会学家,成为他们反对科学政治化或道德化的利剑。价值中性也被作为解决社会张力——在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之间的张力——的工具而提出。不过,无价值约束的科学的倡导者不否认价值在其他生活领域的重要性。科学价值中性的两面性集中表现在,它既保证科学共同体的相对自主性和研究的自由,又成为科学家逃避社会现实和推卸社会责任的借口。因此,本-戴维认为,中性是一个不幸的术语,由于它隐含着,科学家对意识形态、宗教和政体(这些可能敌视科学)漠不关心。而且,对科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价值。不管怎样,该术语恰当地描绘了在科学中占优势的信念和实践,即科学贡献的意义独立于个人和社会的特征以及它的作者的动机。在科学追求真理和科学价值中性的信念的基础上,科学家要求并得到了学术自由的权利,这给予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建制以深远的自主性。科学家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资金往往由公共手段提供,但是他们只对科学共同体的非正式控制者有说明他们的结果的责任。与科学价值中性相关的学术自由使科学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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