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探微

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探微
　　城市，作为与乡土相对立的元素，20世纪初在乡土小说兴起之初就为作家们所关注，当时的城市已经对乡村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渐瓦解了乡土世界自足封闭的状态，因而，城市作为一种叙述元素进入了乡土作家们的视阈。目前学术界对于城市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研究较多，但对于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则关注不够，尤其是对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关注不够。因此，本文试图以部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为解读对象，分析其中的城市书写内容和模式，并由此勾勒出城市书写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轨迹及对后世城市小说的影响。
　　一
　　一提乡土小说，人们总会想起开乡土小说创作风气之先的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序言》中对“乡土文学”的定义：“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o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从中可见作家强调“在都市”的心境对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土小说独有的氛围与艺术基调，然而这是不够的。细读鲁迅的乡土小说，我们发现在他的乡土小说里已经有城市书写的印迹，一方面其乡土小说从“城里人”的眼光审视乡下人生活，如《故乡》、《祝福》、《孤独者》中的“我”由城里回到离别多年的乡下，在“我”的眼里乡村呈现一幅衰败的景象，乡村充满生机的原始画像丝毫没有擦亮“我”内心的欲望，反而背负了更沉重更痛苦的包袱。一个久居城市的知识分子从乡下人生活艰难的画面里感受到一种痛苦和震惊。从叙述策略上讲，其乡土小说具有城里人居高临下审视乡下人的立场与姿态，因而国民的愚昧、麻木成为鲁迅先生描写的重点，另一方面他又描写了“乡下人”眼里的城市，最典型的就是《风波》和《阿Q正传》。20世纪初，虽然进城的乡下人还为数不多，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已处于变革之中，原先封闭自足的乡土社会也因此有了一些震荡。作者通过这些震荡生动地描绘了乡下人与城市的关系。
　　《风波》叙述的是“张勋复辟”前后发生在农家乡场上的故事。主人公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他也照例地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小说由此建立了乡下人与城市的关系，七斤因为常常摇橹进城，所以当他傍晚回来的时候，他家的门前就聚拢了三三两两的村民，他们围着七斤，七斤一边吃着饭一边对村民们谈论城中的见闻。小说渲染傍晚时分村民们围着七斤家听其说事的场面，这场面不亚于在书场里听说书人说精彩故事的情形。尽管七斤和村民们差不多，但因为他经常进城，能向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城里以及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尊重，享有与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一样的威望。从村里人对七斤的态度里，我们可以看出乡下人对城市的感觉，一方面是仰慕。在乡下人的眼里，城是高于乡的，所以，七斤和七斤嫂常常把“进城”说成“上城”。从《风波》里我们可以感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业社会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乡下人开始逐渐改变了封闭自足的家族式生活方式。《风波》里乡场上的情景描写表现了乡下人对城市的欲望；另一方面小说又着力表现了乡下人对城市的拒斥。当七斤把城市里的喧闹、动乱带回乡下，村里人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一天七斤进城正赶上革命党剪辫子，他被剪了辫子。这是他进城返乡后的惟一变化。然而被减去辫子的七斤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从城里听到“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之后，当赵七爷吓唬他可能因此而掉了脑袋时，见过世面的七斤则六神无主，家里顿时乱作一团，村里人对七斤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后七斤家门前冷落，“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七斤嫂也没有好声气，还时常叫他‘囚徒’。”至此乡下人对城市的心态由仰视变为惧怕与拒斥。当“皇帝被赶下龙庭”之后，七斤又重新恢复了村中中心人物的地位，“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

　　《阿Q正传》作者用了更多的笔墨来书写城市，小说共有三处写到阿Q进城，可以发现，阿Q短暂的一生与进城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阿Q的进城，那么未庄会多一个苟且度日的流浪汉。很明显，阿Q对城市的态度是封闭自足的小农社会开放之初乡下人的总体感受，是城乡文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初次交锋的必然产物。初次接触城市的阿Q以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原则笑话和否定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他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认为这都是错的。由此可见乡下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拒斥。后来为生活所迫的阿Q被迫进了城，这次进城给阿Q带来了什么呢？小说描写人们惊异地看到阿Q睡眼朦胧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上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阿Q俨然一副暴发户的形象。在阿Q断断续续的炫耀中，未庄人了解了阿Q在城里的经历，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得知他在举人老爷家帮忙，后来因为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他不高兴再帮忙了；二是他的回来似乎是不满城里人的那些前文叙述的过错之外，还有是因为“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三是最令他大开眼界的是看到了“杀革命党”的情形。用他的话说是“好看好看”。阿Q赢得了未庄人的尊重，因为阿Q在城里举人老爷家“帮过忙”，又见过“杀革命党”的情形，他的地位陡然被提升，“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所以昔日他们怎么也瞧不上的阿Q今天即便是在王胡的脖子上做一个杀人的假动作，大家也都“悚然而且欣然”。包括赵太爷也惧他三分，竟然还将他请到家中，与他套近乎，还要买他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未庄人对阿Q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是20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仰视心理所致。(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