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Q的叙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代表城市符号的街道和楼房,看到的只是地位在乡下人眼里显得高贵的“举人”、走路扭得不很好的女人、革命党被杀、偷窃等。城市被阿Q复述为一个混乱而罪恶的场所。从阿Q对城市的感觉里,可以看到乡下人对城市的拒斥态度。
小说的结尾在城市的空间里展开对阿Q命运结局的叙述。阿Q最终去了城里,这次阿Q看到了什么呢?一所破衙门、木栅栏门做成的监狱小屋、大堂上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披着长发的长衫人物以及街上围观喝彩的看客们。在阿Q的眼里,城市是繁衍罪孽、道德沦丧之地,是混乱的场所,是人间的地狱。
小说除了写阿Q进城外,还写到假洋鬼子进城给乡下人带来的反应。假洋鬼子在城里呆了半年回乡后,引起家里的轩然大波。因为他“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他的母亲到处跟人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如此种种,《阿Q正传》把乡下人对城市的拒斥书写得非常充分。
在鲁迅之后也有一些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20世纪30年代,大批乡下人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涌向城市。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哀鸿遍于存元,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贫瘠的西北地区到处“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离村现象报不绝书。甚至“得天独厚,丰衣足食”的广东顺德、海南等地的农民,也纷纷集中于城市,出现了乡下人进城的一次高潮。这种社会潮流反映在乡土小说中就是城市空间被拓展,乡下人开始在城市舞台粉墨登场。萧红的《生死场》就专门有一章描写金枝初次进哈尔滨市的遭际,丁玲的小说《奔》写的也是乡下人的城市初旅。城市的轮廓在乡下人的视野里渐趋清晰,城市由人物口里的“长凳”、冷漠的人群、监狱,而变为实实在在的街道、房屋、烟囱以及城市人的面孔。萧红在小说《生死场》中的《到都市去》这一章里是这样描写金枝眼里的城市的:“哈尔滨城渺茫中有工厂的烟囱插入云天”。而乡村呢?小说里写到“金枝在河边喝水,她回头望向家乡,家乡遥远而不可及。只是高高的山头,山下辨不清是烟是树,母亲就在烟树荫中”。日本入侵东北三省之后,死了丈夫和孩子的金枝在乡下活不下去了,就像当年阿Q被逼无奈进了城一样,为了生存而进了城。结果,她被城里的男人欺骗而遭****。金枝伤心欲绝地回了家。
丁玲的《奔》叙述了一群破产了的农民去都市上海找活路但最终怀着失望的心情徒步回家的经过。在还未进城前,乡下人想象着城市是摆脱贫困之地,所以张大憨子在火车上想当然地以为“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们家里,阔人多得很,找口把饭还不容易吗?”进了城看到了什么呢?车刚进上海站时,他们惊呼上海的洋房子、烟筒,喧闹、熙攘的人流,百货店里花花绿绿的商品,然而,很快他们走进了低矮、拥挤、令人窒息的小茅屋,看见他们的亲人蜷缩在乱棉絮里,“赤色壮健的农人的胸脯已经干瘪”,面对刚进城的张大憨子及村人,原来曾经告诉他们一月也有十多块钱的李永发,诉说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蚕食:“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并没有病倒,就是一天十几个钟头吃不消,机器把一身都榨干了……”,言谈中流露出想返回乡里的念头。小说还叙述了工人失业、饥饿、偷盗、女人卖淫、男人吸毒等城市生活画面,“法租界十四层楼的洋房及房前蚂蚁似的汽车”,这些初进城的乡下人只能听说而无缘前往游览。城市远不是他们在乡下想象的那样,小说结尾写到张大憨子在绝望中步行返乡。
谢冰莹的《一个乡下女人》叙写了一个小脚的乡下老太太“为生活怀着满脸的希望从乡村跑到城市来”,“又带着满脸的失望由城市回到乡村去了”的故事。
这几部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小说描写乡下人的城市初旅,展示了初次进城的乡下人面对城市的茫然失措以及在对城市所怀有的那点想象一点点破灭之后最终绝望返乡的心路历程。
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到其后的乡土小说,现代乡土小说家们已经敏感地认识到城市对乡下人的影响,对城市的仰慕和拒斥成为大量乡土小说中反映乡下人与城市关系的重要模式,对城市的仰慕和拒斥又从小说中的乡土人物走进了由乡入城的农裔作家的心灵深处,影响着这批作家创作城市和乡土小说的心态、视角、倾向和格调。
二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代乡土小说对城市的书写有其独到的地方,它从乡下人对城市的想象发展到在城里的经历以及对城市生活的亲历,书写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说城”。七斤、阿Q的时代是少数乡下人进城的时代,作者对城市的书写以进城人在乡下的复述为主,侧重描写复述人在复述时的神态。如鲁迅在《风波》中描写七斤在谈论城中新闻的时候,“含着长烟管”,显出一副骄傲的模样。《阿Q正传》以“据阿Q说”的叙述口气来描写阿Q的城市经历,阿Q不仅炫耀他在城市的暴富,而且还大胆地评论着城里的不足。正因为不满城市,他才回乡。说到得意忘形之时,他“能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还“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
(二)“听城”。固然,鲁迅一边着力描写进城的乡下人复述城里见闻和骄傲的神态,一边更注重描写村民们的整体反应。《风波》侧重村民们的态度变化,《阿Q正传》则更细腻地描写未庄人的神情:当他们看到阿Q有些两样的时候,“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当听到阿Q不高兴在举人老爷家帮忙的时候,“都叹息而且快意”,当听到阿Q谈论令他佩服的打“麻将”时,“赦然”了;当听到杀革命党一节时,“都凛然了”,“悚然而且欣然了”。不仅如此,《阿Q正传》还描写了赵老太爷对阿Q态度的变化。
(三)“想城”。没进城的乡下人在听了进城人的叙述和看过由城返乡的城里人或乡下人之后,对城市有了自己的想象与判断。《生死场》、《奔》、《一个危险的人物》都有这样的片段。金枝的母亲在看到女儿带回的两块钱后还让她回城里去,在母亲的眼里,城市原来这么容易挣钱。张大憨子在火车上想当然地以为“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们家里,阔人多得很,找口把饭还不容易吗?”《一个危险的人物》更是把村里人对子平这个在城里住了8年的城里人的感觉与判断作为叙述的重点,子平成为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想象的切入点。(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