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诗僧性英事迹

金元之际诗僧性英事迹考略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了金元之际北方名诗僧性英的生平、艺术成就与交游方面的一些情况。

【关键字】性英  木庵
金元之际，在中国北方佛教界，出现过一位名噪一时的诗僧——性英。元好问称其爲 “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1]魏初亦盛誉之爲“百年耆旧，一代宗师”。性英在北方文坛，尤其是在诗歌方面的地位，几乎可与当时另两位高僧万松行秀、海云印简在禅宗史上的地位相比肩，只不过由於其传世作品绝少，才没有引起後人的足够重视，笔者在撰写《耶律楚材评传》时，曾注意到性英其人，并在书中对他作过一些介绍。但限於体例与篇幅，许多方面并没有展开敍述。在这里，笔者试图勾沈一些文献材料，对性英的生平及交游等情况作进一步考索。疏漏之处，还请各位同好批评指正。

性英，字粹中，号木庵。有关其生平，目前所见最详尽的莫过於元好问《木庵诗集序》中的敍述

   木庵英上人，弱冠作举子，从外家辽东，与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议论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贞佑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盖，时人固以诗僧目之矣。三乡有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诗人，上人与相往还，故诗道亦进。出世住宝应，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传之京师，闲闲赵公、内相杨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刘、王诸公，相与推激，至以不见顔色爲恨。……

从元好问的介绍，我们知道，在金朝科第风气的熏染下，年轻时代的性英曾一度苦习科举程文，後因迁家辽东，从高仲常游，受其思想影响，才放弃进取功名之心。高仲常，即高宪，仲常爲其字，辽东渤海人，元好问《中州集》卷五有小传，泰和三年（1203）乙科进士，释褐爲博州防御判官。出身官宦世家，祖衍，字穆仲，《金史》卷二八有传，国初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伯父守义，大定十六年（1176）进士：父守信，以荫补官；叔守礼，宣徽使。高宪爲金代文豪王庭筠（黄华）的外甥，天资颖悟，博学强记，幼学於外家，受舅父的影响很大，诗笔字画俱有乃舅之风，年未三十，已作诗数千。小传虽未明言高宪好佛，但却指出他澹泊名利的倾向，“尝自言於世味澹无所好，唯生死文字间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此外，《至元辩僞录》卷一（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正藏本）还记载了一则与高宪有关的轶事，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教的排斥态度。

辽阳高宪字仲常，游东京白鹤观，见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观主对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时。”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仓惶未答。宪指中尊曰“且饶这元始天尊。”闻者传以爲笑。

性英的青年时代，正值金朝盛世之末，1211年蒙金战争爆发，他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也随之被打断。蒙古大军南下後，战火很快就波及到辽东地区。祟庆元年（元太祖七年，1212）十二月，蒙古大将哲别等率军突袭金东京辽阳府成功，大掠而还。大概就是在这次战乱，高宪死於乱军之中。以後的数年时间，辽东地区虽暂时没有受到蒙古的袭扰，可再也没有平静过。先是耶律留哥起事，与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发生混战，接着又是蒲鲜万奴叛金自立，与金朝开啓战端。此时在中都即位不久的金帝宣宗，爲了躲避蒙古铁骑，於贞佑二年（元太祖九年，1214）下令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听民南渡”，由此引发了大批难民举家南逃。大概正是在此前後，性英亦随难民一道，辗转南渡黄河，後寓居洛西子盖，於宝应寺落发爲僧。

   性英的诗名，开始於他逃难到河南以後。当时，在距宝应寺不远的陕州福昌县三乡镇   （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镇），聚集了一大批落难的金朝文人。这些人大都年纪较轻，名气不大，属文坛上的新秀。他们经常在一起切蹉诗艺，发表议论，一时间，形成一个颇具规模且相当活跃的诗人群体。其中，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中提到的“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选”，爲这批人中的佼佼者。

辛敬之，名愿，号女几野人、溪南诗老，福昌人。博极书史，居女几山下，往来长水、永宁间，“喜作诗，五言尤工，人以爲得少陵句法。”与元好问交往颇深，被引爲“三知己”之一。辛愿诗律颇爲精严，对其诗学成就，元好问有如下评价

南渡以来，诗学爲盛。後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摽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挝，终死爲敌。一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爲裁抑，且以激昂张大之语从曳之。至比爲曹、刘、沈、谢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论也。敬之业专而心通，敢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读刘（刘汝翼～引者注，下同）、赵（赵秉文）、雷（雷渊）、李（李献能）、张（张仲经）、杜（杜仁杰）、王、麻（麻革）诸人之诗，必爲之探源委，发凡例，解络脉，审音节，辨清浊，权轻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断狱，文峻网密，丝毫不相贷。如衲僧得正法眼，征诘开示，几於截断衆流。[10]

赵宜之，名元，一字宜禄，号愚轩居士，忻州定襄人。自幼即博通书传，作诗有规矩。   失明後，万虑一归於诗，诗益工。泰和後已有诗名，李纯甫至称许其诗“落笔突兀无黄初”。南渡後，受到赵秉文、雷渊等衆多士人推重，元好问亦非常称许其诗，认爲“若其五言平淡处，他人未易造也”。传世诗作《早发宝应龙门道中有感》、《宿少林寺》等或即与性英有关。[11]

刘景玄（1186～1223年），名昂霄，别字季房，陵川人。对其爲学，元好问评价曰

大率景玄之学，无所不窥。六经百氏外，世谱、官制与兵家所以成败者爲最详。爲人细瘦，似不能胜衣。好横策危坐，掉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四座耸听，噤不得语。故评者谓承平以来，王汤臣论人物，李之纯玄谈，号称独步，景玄则兼衆人之所独，愈叩而愈无穷，不知去古谈士马远近，余子不论也。[12]

作爲诗人群体中的一分子，性英与上述三人交往频繁，无疑受到他们诗歌理论与创作风格的极大影响，由此，诗歌技艺进步很快，并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他的诗作《山堂夜岑寂》、《梅花》在传入汴京後，受到了在朝文坛主盟者的高度重视。元好问序中提到的“闲闲赵公”即赵秉文，“内相杨公”即杨云翼，“屏山李公”即李纯甫，三人均爲金末文坛领袖人物，其中，杨云翼与赵秉文同掌文柄，时号“杨赵”。[13]“雷、李、刘、王诸公”当指雷渊、李献能、刘汝翼、王若虚等诸人，他们在当时也是文人群体中的佼佼者。这些人的交口称誉，使性英名声鹊起，在金末文坛树立起自己的稳固地位。元奸问序在谈到性英於宝应寺出家後，又提到他之後的行踪爲“住龙门、嵩少二十年”。《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八（台湾石刻史料新编本）收有李纯甫兴定四年（1220）所撰《重修面壁庵记》，该碑立於兴定六年，其後有“洒扫宝应寺性英书”的字样，可见当时性英仍在实应寺爲僧。由於实应寺就在龙门山，元好问所说龙门即应指宝应寺而言。至於性英何时由龙门宝应寺到嵩山少林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元好问曾受性英之邀作《少林药局记》，文中转述性英的话说“兴定末，东林隆住少林”，又云“少林之有药局，自东林隆始。局事之备，迨余三年矣。”[14]东林隆即东林志隆，爲万松行秀弟子，元好问称其在行秀诸弟子中“高出十百辈”，[15]可见亦爲一有道高僧。前面提到的《重修面壁庵记》与该书同卷所收李纯甫《新修雪庭西舍记》，碑文後均有志隆的题名，前者爲“少林禅寺住持传法嗣祖沙门志隆”，後者爲“住持传法嗣祖沙门志隆”，立碑时间均爲兴定六年（1222）。性英很有可能就是接替志隆担任的少林寺住持，而其接替时间，当在元光（1222～1223），甚或在正大元年（1224）以後。(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