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技术关系的历史演变(2)

　　雷斯蒂沃也明确表示，欧洲人的海上霸权是有意把科学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结果，首先表现在商业精英人物和早期航海冒险者身上。近代科学从16和17世纪在欧洲诞生时，就是社会的主导精英的工具，并且作为资本主义的思想框架和工业化的认知模式逐渐兴旺起来。近代科学在它的早期阶段作为纯粹的“智力追求”的观念经不起仔细审查，它是“贵族资本家”和在通向统治权力道路上的精英人物的工具。我们能够把近代科学的根子追溯到产生较早文化的活动的知识。这些活动处处与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和强权不可分离。科学和技术的这种融合和一体倾向也体现在下述两个事实上。其一是，
　　皇家学会虽然坚持科学应该从宗教、哲学的和政治的思想中分离出来，但是它最初却没有把科学同技术、或者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分离开来；反而倾向于把它们混淆在一起，而不大注意我们今天通常所寻求做出的这类区分。
　　其二是，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科学和技术是相混的，没有指出这些是人的努力的分开的范畴。更多的人被吸引到技术过程的叙述，而不是纯粹科学、哲学或历史的叙述。在18世纪，在知识的科学和实用的科学之间没有区分。
　　克拉马克斯着重分析了20世纪后半叶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观念的重要进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模型把技术描绘为应用科学。这种模型设想一种等级的、几乎寄生的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它假定技术发展遵循和依赖科学变革的路线，而科学遵循它自己的内在的发展路线，大体上独立于技术。到1970年代，应用科学模型的局限变得日益明显。莱顿（EdwinLayton）和其他人提出了另一种模型：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但却相互作用的共同体，每一个都具有它自己的传统、目标和价值，以及它自己的知识和技巧本体。两个共同体相互借用，但是按照它自己的措辞普遍地改造借用的知识，以便适应不同的目的。
　　可以肯定，工匠的技术传统是孕育科学的源泉之一；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和技术就逐渐发生一定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紧密。海森伯言之有理：“在最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技术一直既是自然科学的出发点又是其后果。技术是科学的出发点，因为科学的发展和阐明常常是因为观察工具的改进而引起的。（我们可提醒读者注意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或者甚至X射线的发展。）技术是科学的后果，因为只有在深入理解某一特定领域的基础上，自然力的技术开发才具有普遍的可能性。”其实，马赫早就敏锐地看到：
　　科学如何从手工的技能和行业中发展起来，逐渐地，物质和技术需要的原动力为纯粹的理智兴趣让路。现在，事实范围的理智指令反作用于它起源的有教益的技术，从而使它转化为科学的技术，科学的技术不再依靠偶然的发现，而能够系统地追求它的问题的答案。在这方面，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科学经验和技术经验，依然处于永恒的和相互增进的接触中。
　　莱文森则从更深的层次揭示出二者的关系：进化、知识和技术的相交，是人类生存的驱动力——而且就我们所知，还是宇宙的驱动力。技术总是在增长知识，有时在限制知识，随时在影响知识。岂只如此呢。实际上，技术构成知识，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提供物质表现，把我们的知识使节派驻到世界上去，派驻到整个宇宙中去。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是中介。凭借技术，我们给思想赋予物质表现，并改变构成我们人和世界的物质。通过技术，我们体现和延伸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客观世界，把我们的理论扩散到宇宙遥远的角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塑造世界。”
　　诚然，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特别是科学和技术在诸多方面确实有天渊之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哈贝马斯所说：
　　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通过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制度上的压力。但是，革新却依赖于零零星星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和创造虽然想在经济上收到成效，但仍具有自发的性质。当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产生了反馈作用时，情况就起了变化。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多尔比也表示，进入20世纪，科学和技术作为创造新知识的方式，重叠也是二者的特征。科学在技术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从基于科学的技术训练的兴起可以明显看出。新技术知识的创造从手艺实践的偶尔改进，延伸到有可能基于科学原理有意识地构造新技术。两种知识创造形式的模糊也便于吸引最多的科学研究基金。
　　斯平纳进一步揭橥，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有三个最重要的发展。第一，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知识呈现指数增长，从而导致大科学（BigScience）的出现。第二，当代的信息革命不仅影响了科学，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并产生所谓的信息社会。第三，与第二个增长重合产生信息内爆，结果是信息几乎卷入几乎每一事物，从日常的过程、程序直至最高类型的智能技术。这些发展的共同结果导致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的出现。这是由科学的信息和技术的制造物密切混合构成的。这是大规模的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尤其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工业部门中发现的。现实化的科学首先使得知识和财产的分离不再成立了，因为技术的实现（即大规模生产的制造物）从一开始就服从“常规的”财产条件。其次，观念和利益的分离不再成立了，因为应用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现实化的科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科学加效用，而不是对真理的“无功利性的追求”。第三，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不再成立了，因为在理论的技术实现中二者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于是，默顿的科学的精神气质给其他规范让路，纯粹科学的伊甸园丧失了。拜尔茨举例说明，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后果不仅涉及研究过程中认识论的结构，而且还使人们对认识世界的科学与改造世界的技术之间沿袭已久的区别产生了疑问，如同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别产生疑问一样。“基础研究中的发展不可能同应用生物技术脱节。……原则上，谁肯定了基础研究，谁就会容忍潜在的生物技术的应用。”（霍夫施耐德）确实，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应用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它们相互之间的转化也从来没有这样迅速，就像在分子生物学中发生的那样。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建立，不仅科学领域内部以获得认识为目的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而且与外部实践活动之关系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近40年来，生物学中的理论突破，是随着生物工程的的根本变革一起发生的，而不是以前那种科学革命直接影响技术实践。(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