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2)

　　邓小平历来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为了实现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邓小平对特权持坚决的鲜明的反对立场，他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判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因此，邓小平号召人民运用法律武器同特权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1986年，他在谈及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时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这种敢于碰硬充分显示了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原则的决心。
　　（三）执法守法观点的一致——都主张严格执法、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严格执法，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执法必须严肃、慎重，严禁执法中的草率从事偏向。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各地政法部门必须纠正草率从事偏向，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准，不要杀错。他指出：“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页。）1951年5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二是执法必须严格、严明。195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判处死刑要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并告诫公安战线的同志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线，“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页。）1957年又针对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刑重罪不对，重罪轻刑也不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页。）这些观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首先，他强调严格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基本要求。1975年，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不起来。其次，他还提出严格执法的重点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并且重申严格执法的关键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毛泽东很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在很早就说过，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政法干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又是打击各种犯罪、执法法律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邓小平对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也相当重视。他多次指出要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政法队伍。他说：“现在我们能担任政法工作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种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要大力加强政治、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实践邓小平这种理论、观点分不开的。
　　就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虽然立法任务很重，严格执法又与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法律得不到普遍的遵守。怎样才能使全社会公民都自觉地去守法，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守法。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反复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守法。1954年，毛泽东在谈到宪法的实行时说：“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9页。）
　　俗话说：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为此，邓小平把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为反腐倡廉举措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又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他还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页。）除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外，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办事。因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不同点
　　（一）对法制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对法制功能理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中，他把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律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管理的职能；他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思考民主问题，导致他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他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他在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留给人民的是义务主体的法律角色，结果为政治运动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留下缺口，最终导致无视宪法、法律、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他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终未如期到来。(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