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人民主权：国家权力的结构改革

　　重申人民主权：国家权力的结构改革
　　【摘要】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应当认为，目前的政体安排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也适应了中国开启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要求，但它还难以坐实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排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其功能还没能得到真正发挥，无法有效落实人民主权，而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自身高度的行政化定位，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权力的具体运行。因此，必须区隔党权与国权，进而从目前政府改革意义上所讲的还政于民逐步走向国家建构和政体选择双重意义上的还权于民，真正坐实人民主权原则。
　　【关键词】人民主权；国家权力；结构改革
　　【正文】
　　一、人民主权与政体选择
　　从政治理论的视角看，现代国家建构依托于主权理论。现代主权理论存在多种建构进路，因此有必要先行分梳一下主权论的主要进路，以便为分析现代国家建构的权力归宿问题提供理论基础。论者将现代主权论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君主主权论，一是人民主权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博丹、霍布斯，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和卢梭。

　　就前者言，博丹主张主权属于人民，但当人民自愿地将主权转移给一个人或某些人，那么这个（些）人就具有了主权者的地位。正如他所指出的，“如果有人从人民那里获得一项绝对的权力，并可终生行使，我们将作何评述呢？这里我们必须区分清楚。如果赋予他的是纯粹的、单一的绝对权力，而不是像选任官或者专员那样，也不是需经他人同意授权（Percaire）才能行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有权称自己是一位具有主权地位的君主。因为人民已放弃和被剥离了自己的主权性权力，为使他拥有主权，才将主权授予他。强权、权威、特权和其他主权性权力均转让给了他，并让他【保有】，正如有人放弃了一项属于自己的财产，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凝结在财产中的原属于他的所有权利一样。”[1]（P35）博丹就此将主权划归了君主或国王。论者认为，博丹完全是因为当时法国的国家处境，被迫将主权划归君主。如果不是在法国或不处于法国那个时代，博丹完全是一个人民主权论的主张者。[2]（P14）在具体处理主权形态的时候，博丹将主权区分为神性主权和世俗主权，前者由上帝法则保障，后者经由人民的授予。在霍布斯的论证中，政治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是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处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于是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权力来结束这种战争状态，并且使人们对这一共同权力敬畏臣服，由这一权力引导人们实现公共福利。而建立这一共同权力的路径有两个：一是依靠暴力，二是依靠约定。霍布斯强烈地主张主权应当在一个人手中，正是因为如此论者才将他视为君主专制的辩护者。[3]（P3）
　　就后者论，洛克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成为与君主主权论不同的另一种主权言说。洛克同意霍布斯关于人类建构政治社会之前处于自然状态。但是这一自然状态不是每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而是一种完备无缺的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自己适宜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毋需听命于任何人。[4]（P3）为了谋求彼此间的舒适、安全与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以更大的保障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略，他们以多数人同意的原则，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于是政治社会即国家的诞生状态就是人民同意的结果。卢梭也是从自然状态出发建构国家理论的。他认为的自然状态既不是战争状态，也不是没有公共权力的状态，而是人人平等和满意的状态。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不能分割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并且是绝对的、不能被代表的。但卢梭在面对社会公约与国家制定法律进行治理的两种公意的时候，他还是将公意的意涵进行了区分：前者必须遵守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才足以显现公意；后者只需要遵循多数同意原则，就可以被视为显现了公意。
　　从现代政治史的角度看，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构成了两种重要政体——宪政民主政体与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主权论基础。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如何导出两种存在根本差异的政体形式的呢。这一提问，催生了三个需要进一步辨析的问题：一是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的一般理解是否存在歧义。二是人民主权原则是否内涵着不同的政体选择可能。三是人民主权原则之下两种政体是否具有高下优劣的不同。从第一个方面分析，如前所述，人民主权原则为卢梭所系统阐释。但其理解方式是存在严重歧义的。这些歧义体现在：其一，人民主权在公意意义上的集群归属与立约之前作为平等个人的归属，是可能引导出两种建立社会公约的进路的。其二，正是这两端的相互依存，造成在国家建构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人们究竟是将个人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底，还是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归之于集体主义的归宿点的矛盾。前者引导出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进路，并且将国家作为工具性的存在来对待；后者牵扯出国家主义的国家建构进路，并且将国家视为目的性的存在来崇拜。
　　从第二个方面即人民主权原则内涵的不同而言，这是一个从主权理论建构下落为政体选择实践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卢梭确实对他申述的人民主权原则与民主政体的联系进行了阐述，但这种阐述是作为国家建构的道德原则，也就是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之高级法背景被阐述的。但是，另一方面，卢梭本人也并没有明确区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尤其是没有将之作为两种对峙的政体形式加以处理。再一方面，从卢梭人民主权原则出发，理论上的歧义与实践上的不同确实内涵在其中并突兀地共存。
　　从第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同样在人民主权原则下建构起来的两种现代政体，在理论上的优劣与实践上的短长，是需要经过深入分析才能显现出来的。从理论上看，由于人民主权需要显示其道德论说即作为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并下贯到一切国家制度安排之中，从而才维持它的逻辑一贯性，因此，苏联以及苏联式政体似乎更为符合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逻辑要求。相反，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政体设计在理路上似乎存在卢梭意义上的逻辑中断。从政治实践上看，卢梭所启发的苏联式政体，由于率先肯定了人民主权原则与人民政权之间的完全一致性，因此，这样的政体不存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必要。可见，人民主权是需要具体审查的政治哲学理论，一切以人民主权原则建构起来的国家，必须经由制度实践的具体检验，才能判断它是否是真正实行人民主权原则的政体安排。(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