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实验科学传统初探

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实验科学传统初探
　　摘要：困扰整个人类的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技术及其应用的问题，近代实验科学传统自身的缺陷同样难辞其咎。实验室建构的科学知识是具有高度地方性色彩的知识，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实验室构建的“微观世界”。建立在近代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技术，要想在自然环境中得以应用，就必须将技术所应用的自然-社会环境按实验室构建的“微观世界”彻底地标准化。这一标准化过程，必然要破坏自然的复杂性，并在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紧密的耦合关系，这是环境问题在实验科学传统中的深层根源。要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对科学传统进行反向重构。
　　关键词：环境，科学实践哲学，实验室，地方性知识
　　一、环境问题仅仅是技术与应用的问题吗？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难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头等问题。然而，过去学界大多认为环境问题仅仅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应用，涉及到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伦理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与科学知识及科学研究传统本身无关。因此，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往往只涉及到科学知识应用的制度、政策、伦理、文化环境的变革要求，只涉及科学技术知识特定细节发展的要求，一般也不涉及科学知识基本特征以及科学研究传统本身变革的要求。
　　例如，有人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怎样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决于人们改进社会的努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龚育之，第９页）
　　这种论辩思路背后隐藏了一种默认的假定，即“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与“社会应用”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分别。正是这种分别，使得人们假定科学知识及其生产过程原则上具有完全独立自主性，从而使得科学在现代社会的体制中占据了一种不受社会政治、伦理批判影响的特权地位。
　　贝克（UlrichBeck，1944-）认为，在号称破除一切神圣原则的工业社会中，流行的进步信仰称得上是现代性的世俗宗教，体现了强烈的反现代性。因为它体现为对未知和不具体事物的信仰，体现为种种违背自己更好判断的盲目信任。任何举措，任何重大的变革，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它今后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只要我们相信是进步，它就会克服我们的顾虑、禁忌，获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在民主社会中，涉及到社会和公众权益的任何事项都须经过政治合法性的程序，而“进步”却是不需民主政治合法化程序，就先天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变迁。在“进步”的魔咒庇护之下，在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变化之中，科学毫无责任，而商业也只有隐含的责任。（贝克，第265页）

　　著名环境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1917-）对于现代技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大众的印象里，技术专家们被看作是现代的魔术师，一个科学的魔术师。但是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比魔术师的徒弟还差的魔术师。”（康芒纳，第149页）而这种技术专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无能，归根结底在于科学的缺陷，因为“技术意味着科学和其他已被掌握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应用。它的最重要的影响至少对经济学的目的来说，是迫使任何这样一类工作中划分和再划分成为它的组合体。因此，而且只能是因此，已被掌握的知识才能应用于实践。”（康芒纳，第14８页）
　　康芒纳认为必须要从技术的不当发展和应用追溯到科学发展的本身。他指出，“技术上的谬误，看起来是来源于它的科学基础的支离破碎的性质。”（康芒纳，第151页）具体说来，就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所依赖的科学的还原论特征。“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还原论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康芒纳，第154页）
　　最近国内学界已经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有别于技术的科学自身的负面影响。作为物质性实践的科学活动，对实验室中的研究对象、研究人员、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可能产生负面的物质性影响。（蒋劲松，2006b，第181-197页）而作为观念的科学知识在取得某一方面进步的同时，可能在其它方面产生退步。科学观念的传播可能抑制其他非近代科学形态的知识的保存和发展。科学进步在促进认识发展的同时，可能导致非认知的精神状态方面的损失。（蒋劲松，2006a，第14-18页）将此角度的反思和批判进一步扩展，利用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资源分析环境问题的实验科学根源，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二、实验室建构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
　　与流俗见解相反，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地方性。近代实验科学家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在实验室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隔离、操纵与追踪，从而构建一个人工的简单化的“微观世界”来使得原本异常复杂的自然现象更容易把握，容易控制，相关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就是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知识发展上突飞猛进的原因。
　　“实验室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对象系统在已知的情境中得以建构，并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操纵、追踪。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世界’来规避那种极度地限制了现象之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复杂性。”（劳斯，第106页）在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施加的影响主要可以包括隔离、介入与追踪三种。
　　通过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的环境中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的许多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例如，生物学家所研究的小白鼠，可能就是为特定的实验研究而在实验室环境中培养了许多代的种群，具有了野生的种群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隔离了的对象进行操纵。只有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例如，在实验室里我们对材料施加高温、高压、强电磁场等物质影响来检测材料在这种影响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来建构相关的因果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作为观察者对辨别因果效力的关注，毋宁说是通过行动所预设的因果效力来进行的。”（劳斯，第107页）这样一来，休谟原先理解的基于经验归纳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改变成预设而通过实验高度确定的因果作用了。而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强力操纵才能确定。(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