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实验科学传统初探(3)

　　因此，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就是科学知识的标准化过程对于复杂的生态系统的改造所致。因为在实验室微观世界的技术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自然环境被人为地简化了，受到了控制，并被剥夺了某些自我调节能力和缓冲能力。环境的简化，或者把微观世界从它与环境之间的不可理解的复杂互动中分离出来，这对于实验室建构的现象的明晰性和规则性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劳斯，第245-246页）
　　例如，给环境带来很大困扰的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性质不是偶然产生的，恰恰是当初发明设计时所努力实现的性质。“这些污染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在新技术中还有某些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而是因为它们在完成其既定目标上，取得了极大成功。……现代合成剂杀死了鸟、鱼和益虫，只是因为它们成功地昆虫所吸收，并且杀死了它们，这正好是它们被希望的。塑料破坏了景观，是因为它们是非天然的合成物质，即被有心制造出来抵制分解衰退的，这种稀有的特性正是它们技术价值的基础。”（康芒纳，第147页）

　　为了应用在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知识，必须要破坏自然的复杂性，因为这种复杂性允许系统具有较为松散的耦合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对于整个过程实施严密的隔离、操纵和追踪控制。而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紧密的耦合关系，正是现代技术社会高风险的重要来源。因为，许多事故常常并不是系统中某一环节丧失功能，而是由于未曾预料到的复合性而出现的多重失败。（劳斯，第244页）
　　产生环境问题的相关技术成就，之所以会带来环境问题，就是因为实验室科学在其产生的根源和有效适用范围上就没有考虑环境问题，甚至有意识地掩盖环境问题。“事实上，新技术在它所其所应达到的目的来检验时，它并没有失败。”“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目标上。”（康芒纳，第148页）这种既定目标的错误就在于，它是实验室研究目标的简单放大，即只关心有效控制限定对象，不问实验室内外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尽管近代科学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尽可能地要消除地理方面的差异，但是，由于研究者以及科学研究资助者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他们所研究的自然具有异质性。“文化在异质自然界中的不同位置使它们接触到了不同的自然规律性，或者接触到了在它们看来是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不同的人是有关自然界不同部分理念的宝库，这种理念是随历史发展和不断提炼的。”（哈丁，第95页）尤其是有关环境的知识，其地方性的色彩更加突出。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科学，从发生和传播的角度上看，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看，近代科学知识从欧洲向第三世界的传播，在某些方面要为第三世界的落后地位负责。现代技术的殖民主义特征要追朔到科学实验室的欧洲起源。因为从欧洲实验室中发展出来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在关注自然的异质性、关注社会利益等各方面都是为欧洲扩张服务的，以至于可以说，“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策划和实施了欧洲扩张的结果。”（哈丁，第95页）
　　例如，被科学主义者们广为称道的绿色革命，看起来是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成功应用。可是，引入的杂交品种与当地原有的品种相比需要消耗更多的养分，需要更高强度的耕作，需要施用更多的化肥，需要更加精确的灌溉水量的调节，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攻击，所以需要更多地使用农药。这些条件在纯粹实验条件下，不难满足。在大田种植时，虽然仍然可以获得高产量，但是却要付出高能量、资源消耗的代价，对生态的影响也比传统农业模式大了许多，并使得农民对于现代化学工业、种子公司依赖性更强。最终的结果是第三世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面前更加处于劣势地位。（劳斯，第246，252-253页）
　　全球现代化过程中，欧洲的发展模式对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欧洲可能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不难看出，欧洲成功之路的许多方面是一条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宛若死胡同的独特路径。”（拉德卡，第222页）
　　四、环境问题的出路：科学知识的反向重构
　　既然环境问题根源于实验室生产的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对生态环境的重构破坏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复杂性。那么，环境问题是否有出路就在于，人类是否可以根椐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关系来重构科学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幸运的是，我们发现，科学知识应用的过程，既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按实验室权力关系“标准化”过程，又是实验室知识和权力关系“去标准化”过程和“重新地方化”过程。因为来自实验室的知识在应用到完全不同的情景时，原来赖以成立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科学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形不仅仅是知识表达形式的变化，还会涉及到知识的内容、限度的调整。（蒋劲松，2007，第9-13页）而事实上，贝克认为，“替代科学”（alternativescience）并非20世纪60或70年代的发明，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属于整个科学发展计划的。（贝克，第203页）
　　当然，必须指出，科学知识的这种反向重构，并不是无视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简单粗暴地以权力、命令、主观好恶来决定科学知识，而是说重构科学知识生产的场景，重建科学研究的地方与境，从科学研究的内在实践中产生新的知识。
　　DDT的发明曾被认为是伟大的发明，发明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实验室中，DDT确实表现出了发明者所需要的特质。然而在大量使用后，却暴露出难以降解、容易富集的致命缺陷。刚开始的时候，农药厂商及其豢养的科学家们，坚持从杀虫、经济回报的权力关系着眼看待DDT。正是通过蕾切尔·卡逊从环保角度的批判，原本认为是非常安全甚至在人身上使用的农药，后来才逐渐被世界各国所禁止生产和使用。而原来仅从虫害控制的权力关系着眼是很难揭示其污染环境的局限的。（高国荣，第12-23页）
　　巴里·康芒纳说，“科学进步带来的问题，虽然来自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也有的是失败），要求得解决却只能诉诸道德判断和政治抉择。”（格雷厄姆，前言，第10页）这是因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在某个电力千瓦的数字和某个甲状腺癌病例数字之间，或者在某个玉米产量的数字与婴幼儿残疾之间做出指导性的选择。这是价值的判断，它们并不取决于科学理论，而取决于我们赋予经济优越性和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或是我们对把国家交给集成运输线，还是交给细菌武器的才智上的信念，这是一些道德的、社会和政治正义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它们的决定权不在专家手中，而是在人民和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中。”（康芒纳，第158页）(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