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实验科学传统初探(4)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主的参与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应用的决定，而是应该将参与的流程向上游继续回朔。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决定了科学研究活动内在的政治学维度不可忽视。用贝克的理论来说，就是从初级的科学走向反思的科学。他追问：“科学已经像其他力量所做的那样艰难地改变了世界。为什么世界的改变不能促成科学的改造呢？”（贝克，第215页）
　　科学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引入新的视角和经验，揭示科学的局限性，拓宽科学的经验基础。例如，女性主义者发现，现代技术中突出的暴力和征服的特征，是与实验室的男权起源分不开的。“审讯女巫作为审讯自然的象征，法庭作为此种审讯的样板，力学装置的刑讯作为征服无序的工具，这一切对科学方法作为力量是基本的。”（麦茜特，第190页）而女性科学家的大批涌现，带来了研究兴趣和视角的新变化，从而导致科学研究内容的变化。（Keller，2004，pp。7-13）

　　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减少科学研究中的某些偏见，如女性主义者揭露了传统生物学研究中抬高雄性个体特征，忽视和贬低雌性个体特征的倾向；推崇进攻性和侵略性，贬低受动性与合作关系的倾向。更进一步的是，女性视角的加入甚至会导致科学研究基本规则的变迁。科学研究中过去所标榜的远离价值判断的中立性，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足以保证客观性，她们提出强客观性（哈丁，第167-196页）和动态客观性等概念来包容社会性别视角在内的价值判断。（Keller，1985，pp。116-118）类似的，对于科学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同样也揭示了传统科学往往不自觉地采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所研究总结的知识往往与殖民地人民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的情形。“代表现代科学特征的独特的知识模式和无知模式，在很大想程度上是欧洲扩张的产物。”（哈丁，第80页）
　　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家相比，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普通公众往往更具有反省能力。例如，在英国著名的坎布里羊事件中，牧场主们的“地方性知识”最后证明比科学专家们的抽象和普遍的知识更加可靠，而且在相关争论中牧场主们也比科学家们表现出对自己主张和知识更强的批判能力。（BrianWynne，pp。283-301）
　　科学研究为何实际上并没有显现出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多元化的面貌？这常常是科学主义者的有力反诘。其实，科学多样性的缺失，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下文化多样性缺失的一部分和后果。由于科学研究中知识和权力的“去标准化”反向重构现象被科学知识普遍性的假象所遮蔽，人们往往缺乏主动反向重构的自觉意识，缺乏足够敏锐的批判意识。因此，人们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科学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中立的、必然的，想不到其实它是可以重构的。结果，科学研究中的权力关系往往为听任势力强大的工商资本、军火工业、男权、殖民主义者、好战的帝国主义政府势力所操控。
　　权力关系的单一化，必然带来知识的单一化。正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实验中没有发现与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相冲突的经验现象，并不能证明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反而可能是由于人们迷信这一理论，不敢提出与此理论不同的假说，从而阻碍了设计和实施可能发现否定这一理论的实验，最终阻碍相关事实的发现。只有人们敢于坚持思想的自由，勇于向这一理论挑战，相关的实验结果才会涌现，新的理论才有可能确立。（法伊阿尔本德，1992，第20页）同理，迄今为止，科学多样性的缺失非但不能为科学研究模式的唯一性辩护，反而更加迫切地呼唤多元化的科学研究。只有人们破除科学知识普遍性的迷思，敢于反向重构权力关系，科学知识的多元化才可能更加明显地显现和发展出来。
　　例如，在近代中国，中医曾因为其理论与西方近代科学话语格格不入而被中国精英阶层当作“伪科学”。民国时期，曾通过相关法案取缔中医，虽因遭受全民抗议未能得逞，但中医在知识界、教育界、以及医疗卫生领域遭受打压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中国共产党决定从政治上监督科学家，命令医院和大学恢复传统医学。这一命令恢复了科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的自由竞争。（法伊阿尔本德，1990，第110页）对此，费耶阿本德称赞道，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当时他们对复杂的科学医学只有极少的知识。”（法伊阿尔本德，1990，第94页）
　　又例如，艾滋病患者从自身的利益和经验出发，就曾成功地改变了相关医学研究的模式，拓宽了接受药物测试的人口样本范围，从而获得了更好的数据，帮助开创了他们认为更好的研究途径。这样通常人们认为被动消极的受试者，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科学研究的这一问题上，在某些方面居然显示出比科学家更（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2006，第146页）
　　当代环境科学中的盖娅假说所体现出来的新动向也很值得注意。盖娅假说的最早提出者拉夫洛克是一位具有邪教嫌疑的传奇人物。假说后来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一方面是马古利斯和施奈德，将其发展为“规范”科学；另一方面吸收绿色运动的思想资源，其中目的论和泛神论的色彩非常突出。而在新时代的文献中，这两个侧面很好地整合在一起，一方面相关讨论高度技术化，另一方面却游离于专业科学文献之外。“与心灵学一样，它们也有广泛的读者面，所以作者们无须费力把自己的工作建构成是‘科学的’。它们并不需要一种只有经过传统科学院的承认方能获得的合法性”。（史蒂文？耶利，第365页）可见，有关环境的知识探索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突破传统科学研究模式的。
　　博物学传统所体现的多样性、地方性精神，注重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可能是环境问题的出路所在。因为，与实验科学不同，博物学是在相对天然的状态下，通过对自然对象的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描述来揭示自然的状态及其规律的。当然并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对象，因为只要是在人类的科学实践中进入认识范围的，必然与研究者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就一定会打上研究者的烙印。但是，与高度操控的实验室研究不同，博物学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多方面展开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掉与天然生境的丰富复杂关系。所以，相关的博物学知识保留了更为明显的地方性，同时这种知识的“标准化”程度相对也比较低。这在过去一味推崇征服自然，强调效率的标准下，自然是博物学“科学”程度不高的根据了。（吴国盛，2004）(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