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小说

教育小说
刘良华
这里谈论的教育小说包括狭义的教育小说和广义的教育小说两类。广义的教育小说意指所有小说，因为小说本身就拥有教化的功能。出色的小说总是隐含了人生、道德以及教育的大道理。用杜威的话说：“艺术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1]正是从这个思路出发，梁启超当年期待中国“新民”的诞生时，把“新民”的希望移交给“文学革命”。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界革命”，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把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改良群治视为共同的事业，重视小说的薰染、浸润、刺激和提升的教化力量。
狭义的教育小说即德语的Bildungsroman和英语的initiation stories。《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的界定是：“德国小说的一种，专门描写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时期的生活。有时也称‘性格发展小说’。第一部教育小说是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1795－1796）。它至今仍是这种小说的典型范例。”
狭义的教育小说又分为两种：一是学校教育小说或家庭教育小说，这类小说讲述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的故事。如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这类小说的作者可以视为“教育家中的文学家”；二是“成长小说”，指描写某个人物在成长的关键期经历磨难和困惑进而逐渐成熟的小说，比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成长小说中，教育的场景从学校转向社会，教育者通常不再是教师或家长而是生活本身，成长的方式也不再是受教师或家长的影响，而是自我教育。这类小说的作者可以视为“文学家中的教育家”。

第一节 教育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小说的源头在神话与传说，那里保存了每个民族的原始情感。[2]中西方的神话与传说都散存于古籍中，比如中国先秦的《山海经》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一、中国教育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从汉魏六朝到唐朝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缺少艺术性，但已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两大主题：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描写鬼神怪异的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描写人物的逸闻琐事的小说，也称轶事小说）。
唐朝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繁盛为小说创作注入了活力，使其脱离历史记载或说神论鬼而成为着眼世俗生活的文艺创作。唐代小说为志怪小说的变异，虽也是依传说而作，有猎奇之意，但“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篇幅曼长”，“记叙委曲”，“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被称为“传奇文”。[3]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趋于成熟。现存的唐代传奇小说大都收在《太平广记》里，其中最著名的是元稹的《莺莺传》。
传奇小说到宋代逐渐衰落，平话取而代之。“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4]这些白话小说由说书人根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并形成了文字形式的“话本”。在宋以前，中国小说多为文言短篇，宋代话本的出现使白话长篇小说也跻身主流。中国小说发展史自此呈现出文言和白话交相辉映的态势。

宋代的话本经过后世文人加工变成了后来的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至元代和明代发展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5]话本小说带有说书人的语言风格，以描绘扣人心弦的情节、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见长，所以深受欢迎，流传甚广。《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给读者既带来娱乐的消遣也带来教育的影响：“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6]
同时，宋代文言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传奇文的余绪；二是志怪体，这是志怪小说的延续；三是笔记体，这是志人小说的演化。其中，由于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促成了宋代教育的昌盛，笔记体小说中首次出现了一批狭义上的教育小说：学校教育小说或家庭教育小说。[7]
这些教育小说的内容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为主，篇幅短小，仅选取生活中的片断故事，论述亲子教育、官学教育、师生关系、教师素质、家校沟通等问题。如其中一篇母亲教育孩子如何对待不义之财的故事：
唐常侍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石墙，因雨隗陷，得钱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它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皆进士及第。[8]
明代小说承袭了宋代小说的题材和形式，也延续了志怪、志人的脉络。明初，历史题材的神异小说、英贤小说、武侠小说盛行，它们是以流传下来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八仙过海”、“封神传”、“杨家将”、“白蛇传”等故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创作的小说；[9]同时，“人情小说”（或称“世情书”）兴起，描写“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10]其中著名的是《金瓶梅》；及至明末，出现拟宋代的话本小说而作的通俗小说，描摹“世态人情之岐”。著名的是“三言”和“二拍”，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语言生动，道理浅显，意在“触里耳而振恒心”。[11]

清代是文言小说的中兴时期，演绎了中国古典小说最后的繁华，也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清代的小说花样繁多，首先是出现了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曾做过私塾教师，这本志怪小说在趣味之外，也有训蒙的成分。[12]然后是讽刺小说和人情小说。人情小说发于唐，至清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13]此外有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前者如《儿女英雄传》和《三侠五义》；后者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