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小说(2)

清代出现了一部明确以教育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李绿园的《歧路灯》。小说表达的教育观念是：人一生的成败全在少年，而指引少年不走歧路的明灯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古训。整部小说讲的就是谭绍闻从背离到遵守、践行这条古训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另外，出现了百余篇短篇“教育小说”，分散在《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今世说》、《北东园笔录》等小说集中，内容涉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比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塾师事》、《溺爱害子事》、《孝子教育感化盗贼事》等。[14]
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那一年，《新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梁启超本人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它被公认为是“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梁启超本人也被公认为“小说界革命”的领袖。但“小说界革命”并非无缘由地突然 “爆发”，在梁启超之前数十年间，有两股力量支持了这场革命的发生：报纸的力量和外国的力量。
1872年申报馆创立。这家现代传播机构在报纸上刊载原创或翻译的小说作品，并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出版传统小说。报纸的加盟扩大了小说的受众面积，也影响了小说作者的创作方式。[15]
十九世纪，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传教士在其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作或翻译小说，称之为“传教士小说”。 [16] 传教士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化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当时的汉译世俗小说。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受到了传教士小说的影响。[17]另外，部分外国世俗小说也被译为中文。其中著名的汉译小说有《小人国游记》（即《格利佛游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译者是林纾。这些翻译小说题材广泛、艺术手段多样，注重描写人生和刻画人物的个性，它们的“东渐”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冲击。最后，支持“新小说”的直接力量来自一位在上海工作了三十余年的英国人傅兰雅（J. Fryer，1839－1928）。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室，并致力于中国小说的发展。“1895年5月，在梁启超的《新小说》出版之前7年，他发表公告，举办了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并在报纸杂志上做了广告。有七名参赛者获奖，其作品计划公开出版。傅兰雅还提出，可能要长期雇用获奖者作为小说作者。他在竞赛中寻找的是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必须对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予以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18]中国人自古就明白小说的劝诫功能，但傅兰雅把小说推向了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的高度，他把这个从十九世纪英美小说中得来的概念介绍给了中国。
傅兰雅将他心目中的小说称为“时新小说”，梁启超理想中的小说也是“新小说”。“时新”或“新”正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的特点。“时” 即反映时事，立意点破中华积弊以求启民智、国富强；“新”就是摆脱旧套，采用新式文字，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风格。[19] 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可称得上是一篇“时新小说”。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确立。郁达夫、张天翼、包天笑、金溟若等新文学作家在《教育杂志》的“教育文艺”栏目等处发表教育小说，内容涉及学校教育制度、师生交流、学生生活、学科学习等具体问题。其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是叶圣陶，他被夏志清赞为“新文学运动以来，写教育小说最早最勤的一位”。[20]叶圣陶曾做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师，又曾做过中学和大学教师，在教书的同时创作了几十篇有关教育教学和学校故事的短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揭露教育问题，在批判中寄予自己的教育理想。[21]
叶圣陶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集中了作者一生的教育理想。作者将其体现在新青年倪焕之的事业、婚姻、家庭生活和革命斗争中，使之成为一部成长小说。同时代的成长小说还包括巴金的《家》、柔石的《二月》、郁达夫的《沉沦》、[22]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钱钟书《围城》、鹿桥的《未央歌》、老舍的《二马》、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等。建国后一段时期革命成长小说涌现，比如茅盾的《虹》、杨沫的《青春之歌》、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
然而，中国现代小说在前进中背负了太多意识形态的“伤痕”而离小说的本真越来越远。夏志清在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家时说：“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23]“大部份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困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和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 [24]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忧患的时代精神导致中国小说家醉心各种“问题与主义”，而缺少对人性、个性的探讨；更深一层则在于中国小说家缺少宗教的“原罪”意识、忏悔意识和对人生之谜的敬畏感。[25]

一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一场对人性和人生的充满敬畏的讨论，除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之外，慎重地参与了这场讨论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应该还有许地山、贾平凹、金庸、王蒙、王朔、王小波、余华、王安忆，等等。

二、西方教育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小说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和圣经故事，带有传奇色彩和宗教色彩。从十四世纪持续至十八世纪的文艺复兴使西方文学一步步走向人间，出现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等人文主义文学。
“小说”这个术语得以充分确认是在十八世纪末。[26]为之做出贡献的是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英国小说家笛福、理查逊（S. Richardson，1689-1761）、菲尔丁（H. Fielding，1701-1754）。他们最早避开神话和典故的“资源库”，而把“创作对象确定在个体的人所经历的具体事件上，让个体经验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首次让文学创作稳稳地落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世界这一坚实的土地上。”[27]他们的小说处在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关系的中心：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不止是一部冒险小说，而且是一部经济个人主义和清教个人主义的宣言；理查逊的《帕美拉》不只是一部爱情小说，而且是一部讨论女性的道德与自由的论文；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不止是一部弃儿的成长小说，而且是一次作者试图开拓读者的道德感的试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也创作了优秀的小说，包括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寓言体启蒙小说《老实人》、卢梭的书信体爱情小说《新爱洛绮丝》等。(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