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小说(4)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是卢梭的追随者，他创作的《林哈德与葛笃德》（1781-1787）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教育实验和社会改革。泥水匠林哈德的妻子葛笃德是一位贤惠开明的农村妇女，她担负着对七个子女及邻家七个孩子的教育之责。在发现了家庭教育的局限之后，葛笃德开办了新式学校。通过一个母亲式的教师的实践，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乡村教育、自然教育、情感教育的理想。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爱的教育》（Cuore，1886）是一部日记形式的教育小说，共100篇文章，由三部分构成：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安利柯的十个月的日记、他的父母在他日记本上写的劝诫性的文章、十则老师在课堂上朗读的小故事，包括《少年笔耕》、《寻母三千里》、《爸爸的看护者》等。小说描述的是充满爱的教育，这也正是它感动无数孩子和家长并引人深思的地方。

《文心》（1933）是夏丏尊和叶圣陶为中学生创作的一部用小说体裁讲解语文知识的课外辅导读物。小说的人物包括学生、教师和家长，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开放、和谐的学习氛围。小说借父亲或老师之口，表达了作者对语文学习的目的和习惯、阅读的书目与方法、写作文与日记等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并将这些思考和建议融入所创设的小说情境中。
在文学中讽刺教育现状、描绘教育理想，这是教育者表达思想的另一条道路。
二、成长小说
在远古的神话与传说中，神子或英雄的成长必须经受神圣的考验。他的力量、智慧和德行在与邪恶、诱惑的较量中发展起来，他才能够被他所属的群体接受，成为真正的神或英雄。这是成长小说的一个原型。
成长小说的另一个原型在《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无忧无虑的生活象征着人类的童年。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遇到两个诱惑：偷吃禁果，获得智慧。这代表儿童产生了反抗成人、渴望长大、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愿望。反抗与长大需要付出的代价是离开家园，为生存而劳动，同时忍受痛苦，承受羞耻。并且，一旦踏上成长之路，便不能反悔，他们将要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不能再回到孩子的状态。
《西游记》可以视为中国成长小说的原型。孙悟空的故事正是一个孩子的成长的隐喻：花果山和大闹天宫阶段象征着儿童时期；护法取经阶段是青少年成长时期；修成正果则是走向成熟，被社会接受。唐僧与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可以看作是孙悟空的老师和同伴，也可以看作是他禀性中的其它部分（唐僧代表“德”，孙悟空代表“智”，白龙马代表“体”，猪八戒代表“美”，沙和尚代表“劳”）。如来佛和观音菩萨则代表他的父母。首先是出于对死亡的畏惧，孙悟空离开花果山。在拒绝父母的安抚之后，他大闹天宫，挑战了父亲的权威。父母代表成人社会为孙悟空指出一条道路，送他进入学校与社会。要走到终点，孙悟空需要用金箍棒打遍天下。若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小麻烦，“母亲”会出面解围，遇到大难题时，“父亲”才会出山。待到成佛之日，儿子终于可以和父亲平起平坐。但是，在成功的时候，人们却有一种怅然若失。因为在获得认可的同时，孙悟空失去的是儿童时期的无忧无虑和青少年时期的反叛精神、冒险精神与创造力。《西游记》在无意中透露了成长的矛盾——儿童一心努力长大，努力得到秩序和权威的认可；然而，当他真的长大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内心一直都在反抗秩序和权威。
这些故事为成长小说提供了一套典型的成人仪式：反叛与出走；考验与磨难；顿悟、失去天真与成熟。这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成长历程，成长小说基本上遵循这个情节模式。例如：
沃尔夫（T. Wolfe，1900-1938）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1929）是一篇自传体小说。尤金·格兰特出生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家庭环境”，这使他在家庭中变成一个精神上的“异乡客”、“陌生人”。敏感聪慧的他通过到远方读书来逃离家庭，希望走出去以找回自我。在旅程中他获得了顿悟：“人并不是因为生活枯燥而逃避生活，但生活却会逃离人，因为人不够伟大。”[33]
戈尔丁（W. Golding，1911-1994）的《蝇王》描写一群困在荒岛上的少年在没有任何约束和监控的状态下，渐渐分裂为两派：一派代表理智与文明，一派代表野蛮与邪恶。在小说里，邪恶杀死了文明并最终自我毁灭。《鲁滨逊漂流记》时代是人战胜自我、战胜自然的时代，《蝇王》则把人类驱赶到荒岛上反思自己的罪恶，包括青少年内心潜在的恶。
塞林格（J. Salinger，1919- ）的《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1951）是一个名叫霍尔顿的十六岁中学生的自述。霍尔顿对“好好读书，将来挣钱买凯迪拉克”的主流价值观不感兴趣，他感觉到学校里的人都是“假模假式”的，他本人也玩世不恭，满口脏话。他因考试不及格被学校开除后去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看到了成人的猥亵和冷漠之后又回到家中。他顿悟到自己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站在悬崖边，把游戏中狂奔到悬崖的孩子捉住。这是他既想长大做事又不愿丧失童心的理想职业。

三、广义的教育小说

小说最初只是一种寄托和娱乐，它只想讲一个故事而无意承担任何任务。小说没有做出过任何遵守法规或宣传福音的承诺，它可以说任何它想说的，甚至常常间接地披露了“违反法规的多种手法”。[34]因此，小说常常是父母禁止孩子接触的“毒品”。而另一方面，出色的小说虽在讲述凡间的故事，实际上已经超越尘世的纷争与离合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怀起人类的精神与命运。这是小说的恶与善。小说的智慧取决于小说家的智慧和读者的智慧。[35]一部善的小说来自小说家与读者对人生和人性的共同关注：
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谈论的是 “身体”的秘密，这部小说可以构成“身体教育学”的某个章节。这个完整的身体的故事包括三个阶段：身体的原始情欲、身体的压迫与反抗、身体的合法化。查特莱夫人康妮是一个健康的年轻女性，但新婚的丈夫却在战争中残废，丧失了性能力，依靠轮椅行走。他的“身体”完全退化，成为一个机械、冷血、空洞的人。日渐枯萎的康妮遇到了护林工人梅勒斯并与之相爱，他们在森林、木屋、月光和雨中感受身体的狂欢。经过一番为争取合法化的争斗，两人终于有希望走到一起。但是，身体在战胜了制度和理性之后，接下来遇到新的问题：康妮和梅勒斯冲破所有阻碍终于成了合法的夫妻，终于可以拥有一间独立的房子自由地生活，但是他们也可能因此再也找不到在幽暗的木屋、在月光下、在雨中的狂欢感。这是一个遗憾，但不是康妮和梅勒斯两个人的遗憾，它是整个人类的身体的永远的苦痛。(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