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小说(5)

米切尔（M. Mitchell，1900-1949）的《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是一部充满人性魅力的小说。斯佳丽、巴特勒、阿希礼和玫兰妮四个人代表了全部的人性。16岁的少女斯佳丽心仪阿希礼已久，他却与玫兰妮结婚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阿希礼参战，斯佳丽与美兰妮住在一起。她们多次得到瑞德·巴特勒的帮助，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回到已经破败的庄园。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斯佳丽拼命劳动，想尽办法重振庄园。斯佳丽一直没有得到阿希礼的爱情，而巴特勒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她。直到彻底伤害了巴特勒，斯佳丽才明白他说过的话：她和巴特勒是一样的人。他们两个人代表人心中的最有战斗力的那部分品质：巴特勒代表了智慧，斯佳丽代表了勇敢。而阿希礼和玫兰妮则代表人心中最平和的部分：阿希礼代表了高贵，玫兰妮代表了宽容。
圣·埃克絮佩里（Saint-Exupéry ，1900-1944）的《小王子》（Le Petit Prince，1943）是一部给成人看的儿童书。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飞行员，他讲了自己曾经因飞机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漠而遇见小王子故事。来自神秘星球的小王子因一朵玫瑰花而“离家出走”，到宇宙旅行。他途经六个星球，看到了大人的空虚和盲目。最后在地球遇到蛇和狐狸，他才明白了“驯服”的秘密和“只有用心才能看到本质”的道理。在蛇的帮助下，小王子通过死亡的方式返回星球，去见他的玫瑰花。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奇特的想象和象征，想象和象征不仅营造出了孤独又美丽的意境，而且使之成为一部哲理童话。小王子象征永远保持真性情的儿童，他那一天可以看四十三次日落的星球是一个儿童的精神世界，星球上拔不完的猴面包树代表人性中潜滋暗长的恶，小王子每天拔面包树的工作就是儿童对善的守卫，他在旅行中遇到的国王和地理学家分别代表醉心于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人，点灯人代表生活盲目、没有精神追求的世人，沙漠代表远离尘嚣的净土，水代表精神食粮，回声代表人类的孤独，狐狸代表智慧，蛇代表死神，玫瑰花代表爱情与幸福，而人则是“没有根”的风的玩物。这些原型与象征组成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同时也构成了一套哲学：一套关于人生幸福和世界文明的哲学。

注释：
[1] [美]杜威著，高建平译：《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86页。
[2] “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1页。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9页。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8页。
[5] 据鲁迅考证，“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04页。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04页。
[7] 据研究者考证，宋代的“教育小说”有78篇。参见孟丽：《宋元教育小说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8] 《续世说》紧媛卷八第135页。转引自孟丽：《宋元教育小说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第60页。
[9] 鲁迅对《西游记》评价甚高：“取史上之一事或一人，而又不循旧文，出意虚造，以奇幻之思，成神异之谈，则至明始有巨制，其魁杰曰《西游记》。”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8页。《白蛇传》则与《孟姜女》、《牛郎织女》、《梁祝》被称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和四大爱情传奇，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
[1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43页。
[11] 《醒世恒言》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但鲁迅认为：“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7－158、162页。
[12] 有研究者称《聊斋志异》是一本“最具教育意味”的小说。见于天池：《论蒲松龄的教育思想与<聊斋志异>的教育精神》，《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3期。
[1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19页。《红楼梦》也被很多研究者作为叛逆少年的成长小说来解读。
[14] 参见刘莉：《清代教育小说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第56－60页。
[15] 申报馆所办《申报》公开征求“骚人韵士”的“长篇短什”，逐日刊载，首开近代报纸文艺副刊先声；附刊《瀛寰琐记》每月一册，刊载诗文、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综合性文学月刊。1904年10月30日，《申报》刊发了一则“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启事，征集包括教育小说和社会小说在内的四类小说。另外，叶圣陶、茅盾、郑振铎、许地山等12人于1921年创办《小说月报》。《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申明编辑方针：旨在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内容和形式上“谋更新而扩充之，将於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
[16] 这些传教士小说一般采用白话（普通话或方言），用中国小说的风格和传教士的个人叙事来教授基督教教义。它们被印成小册子，先免费分发，然后通过书贩和书店低价销售。在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小册子是使人皈依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沟通中外文化的渠道。中国最早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用创作的地理启蒙读物《西游地球见闻略传》（1819年）报告了一个四川人游历西藏、印度和欧洲的见闻，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法、英国君主立宪政体、英国风俗等。并且，他在中国开创了“知识传教”的新模式，即把传教和出版书刊、创办学校、开设医院等结合起来。另一位传教士郭实猎（1803－1851）是最热衷于写小说的。他在一篇小说《是非略论》中针对中国人的“天朝中心主义”观念，论述了中国应当学习西方，加入与其他国家的互惠贸易关系。他还在伦敦出版了《开放的中国》，副标题是“对中国的地形、历史、风俗习惯、艺术、法理等的展示”。参见[美]韩南著，徐侠译：《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01页。19世纪末，从严复开始，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体开始由传教士变为留学生。(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事务所)